乾隆[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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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高宗乾隆帝，清朝版图奠基人

    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满族，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卒于嘉庆四年（1799）正月，是清朝第六任皇帝，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他是雍正帝第四子，属兔，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元年（1723年），弘历被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与军国要务。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去世，弘历即位，改年号乾隆。由此，他站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至高点，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乾隆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无疾而终，终年89岁。葬于裕陵（今河北遵化西北70里昌瑞山）。

    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史称乾隆皇帝。同时是

    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他60年的稳定统治，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的集大成的时代。而乾隆末年，亦是清朝由盛转衰的过渡。而到了乾隆末期，所谓歌舞升平，“十全武功”的“盛世”已经宣告结束。在60年漫长的“盛世”之后，是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及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集团的彻底腐败。如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蘘却已尽上来了。”清王朝已经像即将倾颓的大厦势难支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炮舰却正在隆隆地驶近，中国的历史，即将翻开令人痛心疾首的一页。

    乾隆帝执政60年后，虽禅位与其子颙琰（嘉庆），但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进行了3年统治（一说乾隆的实际统治期持续至其逝世）。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25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60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不听，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初三逝于养心殿。

    所以，弘历是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实际执政63年。

    早年

    皇位的继承人

    爱新觉罗弘历是雍正帝诸子中最有才干的一位，自小甚得其祖父康熙与父亲雍正喜爱，康熙曾为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教育。一些清史学家认为，正因为康熙认为孙子弘历在为人处事的方式上与自己极为相像——在十数岁时就精于武术，并对艺术创作十分着迷——所以才传位于其父雍正。

    在雍正元年八月，弘历就被以“秘建皇储”的方式确立为继承人。由于弘历行事恩威并施，手段宽猛相济，雍正时常指派他作为自己的钦差出京办事。政治上的能力，使其逐渐得到了雍正的恩宠。据传由于雍正并不希望其子陷入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夺储之争，将传位诏书置于乾清宫的牌匾后，直到自己驾崩后方可打开。

    登基

    1735年，雍正崩，乾隆顺利继承皇位。

    乾隆即位后，首先面对的是逐渐升温的朋党之争。乾隆在上台伊始，便明确表明痛恨朋党之争，禁止私立朋党，以警告当时朝廷如日中天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两派。同时他又对两派一视同仁，使得两派即严重对立，又兢兢业业地效力朝廷。

    文治

    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字狱上的“贡献”。

    即位初期，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的一生罩上了阴影。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主要继承自康熙和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大成绩是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为此，乾隆听取大臣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

    勤政爱民是乾隆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学士孙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来等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

    文化成就

    乾隆帝儒雅风流，精于骑射，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乾隆帝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

    乾隆本人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朝的收藏品和陶瓷宫廷用器还被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收藏。

    乾隆后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帝渐渐改变以前打压下级知识分子的做法，转而拉拢。他将大量知识分子召集到一起编撰了大型典志书《续典通》、《续志通》和《续文献通考》。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以著名文人纪昀为总裁，组织了包括戴震、姚鼐和王孙念等人在内的360余人，历时15年，编写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

    丛书《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篇幅之多可谓集我国古籍之大成。该书对以往学术作了较全面的总结，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古籍，对古籍整理和总结文化遗产有重要贡献,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

    建筑上，乾隆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因此圆明园也被全世界称为东方艺术的博物馆。

    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会教士郎世宁设计了定时水钟和喷泉装置，以供皇家娱乐。

    同时，乾隆的视角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

    书法造诣

    乾隆自幼就接受汉族传统文化教育，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一不精，文化修养很高，执政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稽古右文，崇儒兴学”。他对于书法的嗜好和倡导，比之祖父康熙更胜一筹，历经数年，刻意搜求历代书法名品，御览、御批、钦定多部传世藏帖，集我国历代书法艺术之大成，特建“淳化轩”藏《淳化阁帖》，一时帖学之风大炽。大学士梁诗正等赞曰：“皇上性契义爻，学贯仓史，每于万机之暇，深探八法之微。宝翰所垂，云章霞采，凤翥龙腾。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又复品鉴精严，研究周悉，于诸家工拙真赝，如明镜之照，纤毫莫遁其形。仰识圣天子好古勤求，嘉惠来学，甄陶万世之心，有加无已。”

    乾隆的书法从学习赵孟頫入手。乾隆本人雅赏赵孟頫的书法，心慕手追，身体力行。游览名胜每到一处，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圆润秀发，在宫中、御园、名胜古迹、寺庙等几乎到处可见其墨迹，至今海内乾隆御碑甚多，其擅书之名流传普遍。

    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发现，书学起步仍是康熙时流行的宫廷书法，后在承学各家中选定赵孟頫丰圆肥润的书法。从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字体稍长，楷书中多有行书的笔意，行书中又往往夹杂着草书的韵味，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这或许体现出一代天子的气度，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

    文字狱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王朝的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五任帝雍正在位时则成为一种暴虐的“制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癫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这里把乾隆当政时最著名的文字狱列举如下：

    1753年，乾隆屡次到江南游历，民不聊生。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假借工部尚书孙嘉淦名义撰写劝止乾隆再下江南的奏章，辞意悲切，全国广为传颂。案发后卢鲁生千刀万剐，两个儿子处斩，受牵连定罪下狱的有一千多人。

    1755年，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所著《坚磨室诗抄》中有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认为他故意把“浊”字加在“清”字上，居心叵测，处斩。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跟胡中藻作诗唱和，在《塞上吟》一诗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认为鄂昌自己就是胡儿，诋毁同类，丧心病狂，下令自杀。

    “……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着将此通行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华，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20年3日庚子。”——乾隆

    1764年，秦州知州赖宏典向北京官员请托谋求升迁，信里说“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他明目张胆谋反，砍头。

    1778年，江苏东台诗人、原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早已去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显然诽谤政府，嘲讽满清没文化。徐某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乾隆非常赏识内阁大学士沈德潜，作诗常请他删改，乾隆作不出诗时还请他秘密代笔。沈德潜死后，乾隆命他的家人进呈沈的诗集，发现他把代乾隆捉刀的诗也收录其中，这对乾隆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恰好诗集中有咏黑牡丹一首，有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乾隆认为是影射入主中国的满族为“异种”，下令剖棺戮尸。

    1781年，休致在家的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所著书中自称“古稀老人”，又有句说“为王者师”。乾隆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

    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动辄杀头抄家充军。文坛上，一片肃杀之气。康熙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乾隆皇帝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同时，乾隆担心著作中的反动言论，因此下令对中国古代文化书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像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和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造成我国传统不可估量的损失。

    下江南

    乾隆仿效祖父康熙，六下江南考察民情。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旨在查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乾隆南巡，虽然不能完全否定其对巩固政治的作用，但他更偏重游山玩水，奢侈豪华，所花费用超过了康熙10倍，不仅加重了百姓负担，还造成了奢靡的社会风气。

    乾隆皇帝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杨广有一个同样的爱好：那就是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

    乾隆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江苏学政（教育厅长）尹会一曾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大为光火：“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被乾隆封为“满清第一才子”的皇家教师纪晓岚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怒不可遏：“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看看今天的影视剧《铁龄铜牙纪晓岚》，和真实的历史相差究竟有多大？乾隆南巡的花费超过康熙百倍以上。如今天的影视剧津津乐道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的“美政”，何其可笑，将观众们愚弄于股掌之间。乾隆从不“微服私访”，即使有也是出于“猎奇”和“瓢妓”的用心，绝不是因为了解民生疾苦。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就因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瓢妓彻夜不归，皇后在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把万缕青丝一刀剪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截发皇后。

    乾隆除了下江南游荡猎奇外，还花费巨资在北京西郊营造繁华盖世的皇家园林“圆明园”。东造琳宫，西增复殿，南筑崇台，北构杰阁，说不尽的巍峨华丽。又经文人学士，良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这里凿池，那里叠石，此处栽林，彼处莳花，繁丽之中，点缀景致，不论春秋冬夏，都觉相宜。又责成各省地方官，搜罗珍禽异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万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宝物，一齐陈列园中，作为皇帝家常的供玩。从前秦二世胡亥筑阿房宫，陈后主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隋炀帝营显仁宫芳华苑，华丽也不过如此，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著名的亡国君王。

    平反袁崇焕

    乾隆49年（1772年）乾隆帝下诏为袁崇焕平反。《清高宗实录》载：“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案情始末终于真相大白。这些书都被乾隆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他亲自修订的《明史》。

    武功

    乾隆利用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两次平定西北的准噶尔部，一次平定新疆回部，两次征服西南的大小金川，一次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一次出征缅甸，一次出征越南和两次出征尼泊尔的廓尔喀。其中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西北方面的军事行动，密切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了中央集权。

    西北战事

    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被康熙击败后，他的侄子策布阿拉布坦在西北仍拥有很大的势力，控制了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煽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清廷为敌。策布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继续统领其众。乾隆时代，遇上蒙古准噶尔部内乱的大好时机，公元1755年，乾隆亲率大军，前往西北镇压一贯时服时叛的准噶尔部叛乱。由于乾隆准确判明形势，分兵而进，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随后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支持下，将逃往南疆叛乱首领达瓦齐抓获。乾隆将其押往京城，却在痛斥其叛乱行经后，不但赦免其罪行，还封其为亲王，并留他在京城居住。此举得到西北各少数民族拥戴。

    但噶尔丹策领外甥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清廷在1757年第二次出兵，终于完全清除了准噶尔部的反叛势力。这场战争，从噶尔丹时代算起，已持续了近70年。

    准噶尔部平定之后，维吾尔族的首领大和卓木、小和卓木回到新疆，策动维族各部反清。乾隆被迫第三次对西北用兵，这场战争延续了三年，终于迫使大、小和卓木逃亡国外。

    随后，乾隆设置伊犁将军，并在喀什等地设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职位，同时大幅减轻了维族地区的赋税负担。西北19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于巩固在中央政权之下。

    西南战事

    公元1747年和公元1766年，乾隆先后对大小金川用兵（大金川、小金川），都取得胜利；但是也打得十分艰辛，两次反叛总共持续了近30年，贯穿了乾隆统治期的中段。乾隆两杀主帅，耗银七千万，才压服了这里的藏民。

    乾隆反对对西藏用兵，坚持以达赖喇嘛管理西藏地区，并派遣军队以维持主权。此后清军曾远征缅甸和尼泊尔，迫使其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

    公元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进犯西藏，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灾难。乾隆立即派福康安和海兰察率军迎击，并很快将廓尔喀逐出西藏。事后，乾隆反思西藏行政体系弊端，逐命福康安与达赖，共同制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可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其中在经济方面如：

    1《钦定西藏章程》二十九条协议章程，是西藏历史发展上的划时代文件，有人认为它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统治从此“进入全盛时期”乾隆帝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2清廷首次整顿西藏经济秩序。

    3把西藏地方的财政大权收回，由中央进行监督管理，并实行财政补贴。

    4实行广泛的蠲免赋税政策，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如废止私用乌拉差役，减轻农牧民的徭役负担。清除不合理的差税，减轻边寨人民的负担。蠲免历年积欠赋税钱税，抚恤赈济灾民。核查官庄各项定额，限制领主代理人剥削超额地租。

    5改革地方币制，自铸西藏银币。促进西藏经济和贸易的繁荣发展。

    6改革对外贸易政策，由驻藏大臣合理管制内外商贸。

    7对贸易实行合理课税，增加财政收入。注重利用外贸服务西藏民生。

    8改善藏军的后勤供应，减轻西藏地方的财政负担。

    对越战争

    1787年，越南爆发西山三兄弟起义，末代黎朝国王出逃，寻求帮助以恢复他在升龙府（今河内）的统治。乾隆应允了他的要求并派出大批军队帮助他平定起义。1788年，清朝军队攻克了升龙府，但几个月后的春季，便遭到了阮惠及其所部发动的强烈攻势而再次沦陷。此后的90年中，对于越南事务和黎王及其家族，清政府只是作出了外交上的保护。

    乾隆的军事扩张给清朝增添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也带来了许多少数民族——回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鄂温克族和蒙古族。军事扩张也占用了帝国庞大的国库开支，这也成为清末国力衰弱，面对西方列强时清政府束手无策的一个间接的原因。

    对苗疆事物处理

    雍正年间，在鄂尔泰主持下，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广等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原是极具意义，然则后果难测。“改土归流”后，原有土司的势力仍是存在，而地方官征粮不善，雍正十三年便发生了大规模苗乱。

    为平息这次苗乱，雍正下旨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并调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兵进行围剿，然而，因文武将官不睦，指挥欠佳，日久无功，苗患日炽，鄂尔泰因此引咎辞职，削去伯爵。雍正本人对“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举”的结局，亦有些犹豫不定,“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的局面甚至是他准备接受张照所提出的“弃置”的想法,直到他驾崩，问题未得解决。

    弘历登基伊始，便表明决不"弃置"的态度,把扭转苗疆形势当做最紧迫的大事，立即着手部署。他于雍正去世的第二天曾言：“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表明他对苗疆用兵的特别关注。弘历原就会同亲王、大臣在苗疆事务处办理，其中情形原委尤为熟悉，很快就上手，且决心平定叛乱，告诫前线将帅速速平叛，若不然，“则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贻误国家军务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断不姑贷”。

    八月二十八日，弘历降旨招回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命湖广总督张广泗前往贵州料理苗事。

    十月初二，又授张广泗为经略，诏“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使清军前线指挥权完全由张广泗统一掌握。

    十一月，张广泗抵贵州战场，经一番调整后，向弘历奏报清军用兵数月未能进展的原因,弘历接到张广泗的奏折后，立即将张照、董芳、元展成撤职查办，哈元生罢扬威将军，以提督听命张广泗调遣，命张广泗兼任贵州巡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十二月，张广泗率大军至凯里，命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鸡摆尾，三路大军每路各五千余人，同时并发。清军连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烧毁叛苗巢穴。

    乾隆元年正月，余苗退入牛皮大箐。

    弘历继位后，仅用一年的时间便彻底平定遍及贵州全省的苗乱。

    乾隆深知苗疆叛乱是有一点官逼民反的意味,攻苗疆容易，守苗疆难，要想苗疆安定，必须先收买苗族人心。他收复苗疆后采取了几项措施以抚慰苗人之心：第一，免除苗赋；第二，尊重苗俗。第三，实行屯田；第四，慎选苗疆守令，责令今后委任的官吏，必须公正无私，以减少苗民的抵触情绪。乾隆这些因地制宜的措施，使得贵州苗疆基本上安定下来。

    国际外交

    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

    乾隆非常重视和欢迎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伊犁。有的大臣却认为：“自弃王化，按之国法，皆千严谴，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癸巴存稿》卷六、《书西域闻见录后》）。不主张抚慰。有的大臣说：“以抢伊犁之故，其部众悼于远徙。”认为渥巴锡想趁准噶尔新亡，利用真空来抢伊犁，所以东归。作为清政府也有这样一种考虑，担心返归土尔扈特部众重返故地后，会扰犯边地，破坏边疆刚刚获得的安宁。

    1771年5月10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在得悉土尔扈特部来归消息的两天后，增派正在返京途中参赞大臣舒赫德，命其“在何处接旨就此立即返回伊犁，协助伊勒图（时为伊犁将军）办事，此去伊犁，不必声张，务必谨慎，伊到彼处，真有其事，可细心从事（《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折，第四十二件）”。

    乾隆在得到舒赫德各种密报，及时得到了阿布贲汗向伊犁将军关于土尔扈特东归的报告和渥巴锡派格桑喇嘛快马向清政府的说明东归的报告，又认真听朝廷大臣的议论，在分析了这些大量材料后认为：“土尔扈特部归顺，是因为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并征其子入质，且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全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乾隆从当时土尔扈特实际处境来看：“彼已背弃俄罗斯，岂敢与我为难，是其归顺十有八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他指示廷臣对土尔扈特东返的意图，不必多加疑虑。

    然而清朝的廷臣，民间的野吏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仍然是众说纷纭，不时俱奏条陈。乾隆根据得到的情报，最后作出了符合实际的判断：“明知人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至寇，甚无谓也。”并进而制定了收抚土尔扈特部落的方针。

    乾隆得知渥巴锡率土尔扈特十六万余人从伏尔加河出发，而到达伊犁仅剩七万余，不足其半，并且牲畜衣物尽失，“冻馁尪瘠之形，时悬于目而恻于心”。他感到对土尔扈特部万里来归，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给予欢迎，而且还应当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生活困难。他说：“夫以远人向化，携孥挈属而来，其意甚诚，而其阽危求息，状亦甚惫。即抚而纳之，苟弗为之赡其生，犹弗纳也。赡之而弗为之计长久，犹弗赡也。”乾隆说自己为此寝食不安，昼思夜想，了解困难详情，商讨赈济之方，“无暇无辍”，终于想出比较周密的解决办法。在乾隆的亲自布置下，清政府从陕西藩库贮银中调用二百万两运往甘肃购买物资。具体来讲，从游牧于伊犁、塔尔巴哈台、察哈尔的厄鲁特牧民中购买马牛羊九万五千五百多只，又从清政府直辖的达哩刚爱、商都达布逊牧群拨出牛羊十四万，要求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将牲畜送往伊犁。又调官茶两万余封，屯田仓米四万一千石，从甘肃边内外及南疆各城购羊裘五万一千件，布六万一千匹，棉花五万九千余斤，毡庐四百余具，命陕甘总督吴达善和陕西巡抚文绶具体负责购买和运送这些物资，伊犁将军伊勒图负责物资发放事宜。乾隆要求伊勒图务必做到“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保证归来的广大牧民建立起新的家园。以上赈济，共用白银二十万两。

    并连续8年免除赋税。直到1871年，国家百年未征土尔扈特部兵丁。

    为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清政府和俄国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771年4月（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俄国政府致函清政府，如土尔扈特叛逃到大清，要求送还。乾隆作了认真考虑后指出,土尔扈特部为清朝臣子和人民，清朝理应安置，我们也绝不会送还给你们。

    理藩院在1771年8月13日（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致俄国萨纳特衙门（枢密院）的咨文中明确宣称：“土尔扈特渥巴锡等并非我们武力征服归来我国的，也不是我们从俄罗斯设计骗来的，是他们居住在俄罗斯忍受不了你们俄国政府压迫，希望得到我们皇帝的恩典，愿意做我国的臣民，精诚寻求来的，既然是如此恭敬顺从归附清朝，难道还有交给你们俄国治罪的道理吗这是绝对不可行的事情（《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四日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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