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与东西方科学文化史[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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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个案

    钮卫星

    趁春节回老家过年的几天清静日子里，我读完了《玻璃的世界》。读着读着就想起某次听法国汉学家贾永吉（ichelcartier）如数家珍般地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时，所提到的以研究罗马史着称的蒲慕州（aulveyne）的一个观点：可以从任何一个题目入手来研究历史。

    《玻璃的世界》的著述风格似乎正是在实践蒲慕州的这个观点。从一种不起眼的日常物品――玻璃――入手，《玻璃的世界》的两位作者试图对一个宏伟的问题――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特征――提供某种解答。该书从玻璃在古代近东被偶然发明写起，描述了玻璃的存在与否对东西方文明史的影响。

    在西方，公元前一个世纪里经中东民族发展起来的关键的玻璃吹制技术由罗马人发扬广大，玻璃制品成为当时的重要日常用品。经中世纪玻璃制造技术仍然不绝如缕。到文艺复兴时，玻璃的制造和使用达到全面鼎盛，并在玻璃的参与下――由玻璃制成的各种科学仪器延伸了人类的感官――发生了近代科学革命，从而诞生出一个高度文明的现代世界。在西方，玻璃制品还先后分化出玻璃饰品、玻璃器皿、窗用平板玻璃、玻璃镜、玻璃透镜等五大类。

    而在东方，玻璃制造技术在中国、日本、印度等古代文明中相对萎缩。该书的两位作者认为，虽然这些古代文明在相当早的时期就已经获悉制造玻璃的技术，但以后走过了跟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由于制陶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东方文明没有对玻璃器皿的迫切需要；由于气候的原因，也无需发展平板窗户玻璃；由于某种生理上的原因，东方人患近视的人数比率高，因此提出了制造凹透镜这一过高要求――而西方人到中老年多患远视，从而适时地刺激了技术上较为简单的凸透镜的制造。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东方文明中，玻璃制品始终停留在饰品的阶段。因此，在几种重要玻璃制品类型都缺席的东方文明中，近代科学革命无法发生。

    乍看到这样的结论，读者可能跟笔者一样会有些激动和惊讶。难道两位作者找到了东方文明的“练门”？又或者这就是“李约瑟问题”的一个出乎意料的解答？

    在历史事件之间寻找因果关系是很吸引人的，但也是危险的。说其是吸引人的，是可以把历史事件串成一条因果长链，从而把历史整理得井井有条；说其是危险的，是因为这样的因果长链很可能只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象。或许，追求“真实的历史”已经落伍了，“没有干净的历史”的说法似乎也慢慢深入人心。若要研究历史，理论先行。所以《玻璃的世界》的作者们在全书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里明确交待了他们在玻璃问题上的研究法则――人类学方法。

    他们认为，这种人类学方法是“一种广阔的比较学科”，它“坚持不懈地侦缉事物的缺席、观察共变、寻找似乎彼此恒定匹配的东西以期检查因果链的强度。”（210页）作者用这种方法考查了玻璃在东西方文明中的不同作用后，虽然也承认“还有多种因素导致可信知识大幅度增长、并奠定了当今世界的基础”，玻璃对现代世界的诞生也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但它基本上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必须从一切因素中遴选一个，其重要性超越了城市的成长、古代学问的复兴、钟表或印刷术，入选的只好是玻璃”。（204页）

    应该承认，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框架内，该书的作者们漂亮地“解算”了一道习题。然而作为该书的读者，能够提出的疑问是：“科学史可以这样研究吗？”，即“这种方法适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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