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军队编制和主要武器[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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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兵因陕西的陷落，事实上已不存在。屯驻大兵的番号几经更易，初为御营军、东京留守司军、陕西军3支大军，后统改为行营护军，分前、后、左、右、中5支大军。绍兴十一年（1141）又改为御前诸军，以示直属皇帝，并受枢密院管辖，不隶三衙。至中期，先后在长江和川陕交界设置10支彻前诸军，其统兵官为都统制和副都统制。三衙长官职权降低，与10都统制大致平级，各统率1支大军，负责守卫首都临安（今杭州）和建康府（今南京），事实上也是屯驻大兵。这13支屯驻大兵，均按军、将、部、队序列编成，其统兵官分别为统制、统领，正将、剔将、准备将，部将，队将等。屯驻大兵的军士一般分效用和军兵两级，效用柯军兵内又分若干等级，以示身分和待遇的差别。此外，各屯驻大兵有一定比例的“不入队人”，包括火头、辎重兵等非战斗人员。

    南宋中、后期，为加强对屯驻大兵的控制，进一步扩大由文臣出任的制置使、宣抚使等官的统兵职能，使之逐渐取代、剥夺各都统制的统兵和指挥权，并在13支大军外陆续创设各种番号的新军发展为主力，而原有的屯兵逐渐消弱。

    宋代禁军和厢军都有是募兵制，一旦入伍，终身服役，直至老疾退役（好像没听说过拄着拐杖的兵爷爷）。通常兵士都在驻地安家，凡是调往前线作战或其它临时性调动，都不能携带家属同行。驻在外地的禁军，在宋太祖时要定期调至京城进行阅视，拣退老弱，以保持禁军的战斗力。

    移屯外地的第三种方式，称为就粮禁军，可带家属前往，“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于外，故听其家往”；驻于外地的禁军，也可以“就粮”于粮食丰产地区，通常是原驻营地区丰收或粮食问题解决后回原驻营地（走哪儿吃哪儿，怎么这么别扭？）。河东路并非粮食丰富的地区，却因邻接辽夏两国，大部分州都有粮禁军，实同于驻泊禁军，因可携带家属，有利于稳定军情。

    不论是驻泊、屯驻、就粮禁军，驻在同一地区的禁军，通常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而是分属于各司；即使属于同一司，也分属于不同的番号军。而且又分别归属于地方政府长官知州（知府）、当地军事机构部署（总管）司及铃辖，由都监、监押具体负责，以达到互相制约的作用。就粮禁军通常归部署（总管）、铃辖司管辖，偶因特殊情况，归属知州，也另设铃辖。

    宋代实行的“更戍法”是不改变驻营地，将禁军定期调往其它地方戍守，使其“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其最终目的是使得“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情”，以彻底消徐唐末五代军事将领以武力称雄一方，乃至威胁到进行安危的隐患，但同时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

    更戍法的年限各地都是一次三年，只有广南西路为二年，而陕西城寨巡检及将领的属下为半年，这可能与屯戍军参加战事较多有关。但更戍常超越期限，有时只是更换屯戍地，致有十年不能回原驻营地的。

    禁军分上、中、下三等，禁军月俸在三百钱及以下者，不少是役兵。所以说厢军全是役兵，这是不确切的。正确的情况应该是：厢军中大部分为役兵，但有一少部分还是作战部分；而禁军中大部分为作战部队，但也有少数为役兵。（好像绕口令！）

    宋朝军事领导体制

    宋朝军队的建立、调动和指挥大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其下军权三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职官二》）。枢密院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军政、军令，制定战略决策等事。正副长官为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称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一般由文官担任，依次宰相，却与宰相对持文武二柄。南宋中期，规定宰相兼抠密位为定制。三衙，即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为中央军事指挥机关。各设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等武帅，分统全国禁军和厢军，其地位低于枢密院长官。率（帅）臣是禁军出师征战或戊时临时委任的统军大帅，官名为都部署（后改名都总管）、钤辖、都监等，统领当地分屑三衙禁军，事毕则罢后又子路或州、府设经略安抚使、经略快、安抚使等职为率臣，兼管较大地区军民内政，由文臣任正职，武将任副职。军事行动一般须奉命于皇帝、宰相和枢密院。枢密院、三衙、率臣，职权分割，上下相维，使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此外，尚书省还没有兵部，主要掌管仪仗、武举、兵器、马政、地图等军务事宜，兼学厢军、乡兵、土军、蔷兵、边境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封与承袭等。

    宋朝的“金牌”制度

    人们都知道抗金名将岳飞，是被用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今杭州）打入大牢，然后处死的。明朝人李东阳有一道《金字牌》诗，愤怒地控诉了南宋投降派杀害岳飞的罪行。有几句说道：“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这个“金字牌”制度是怎么回事呢？

    在宋朝时，金字牌原是一种通信凭证。北宋初年，邮驿通信的凭信原国驿券，是一纸证明，当时又叫做“头子”，凭此券在驿路上通行无阻。但到宋太宗时，发生了一起诈乘驿马的作乱事件。有一个中级官吏的儿子，冒充驿官，索乘驿马，并以私买的马缨假充凭信，蒙混走过许多驿站县城，掳掠官吏财物多起，后来被地方官识破，才设计捕获。宋太宗为此十分震惊，决定把驿券改为银牌作为驿路凭证。这种银牌阔二寸半，长六寸，有隶字书，刻有飞凤和麒麟图样，两边有年月。后来又发展为金字牌、青字牌和红字牌三种。

    金字牌规定为急脚递使用，这是从宋神宗时候开始的。宋朝人沈括说：这种金字牌急脚递，相当于古时的“羽檄”，即类似后世作为紧急文书的“鸡毛信”。据史书记载，金字牌的出现与战争的紧急状态有关。宋神宗时与西夏激战，西夏发兵80万围攻兰州。为了使军情神速传递，宋政府下令用金字牌直通皇帝，不按平时的手续走普通的递铺。金字牌是一尺多长的木制通信檄牌，用朱漆为底刻上金书，书为八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表示万分紧急，不要在递铺耽误。这种金牌送文，要求日行400至500里。当时人形容金字牌“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梦溪笔谈》卷十一），所以能迅速到达目的地。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即以这种急行通信的方式，用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飞退兵，阻止他再向金军进攻，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

    除金字牌外，南宋还有青字牌和红字牌。青字牌为雌黄底青字，亦为木制，规定日行350里，亦为急递的一种通信凭证。红字牌为黑漆红字，限日行300里。南宋末年，由于邮驿管理的日益混乱，通信檄牌频频变更，这种制度也就逐渐淘汰了

    宋军兵器以弓弩为主，弓弩兵在宋军中占六成以上。

    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所以宋朝时衡量一个人的武艺，都是以臂力作为第一标准的，即看能挽开多少斗的弓，当时士卒挽弓的最高记录是270宋斤（一宋斤约合12市斤），这是春秋时代士卒挽弓力的几倍。而一些勇将则更加惊人，岳飞和韩世宗都可挽300宋斤的弓，不过战时根本用不到这么重的弓，倒是应该兼顾准确性，这一点宋军非常不重视。

    下面主要谈谈宋军的弩，弓是步骑通用的，而弩只能步兵使用，因为弩一般要用脚力张开弩，故射程也远，但弩的射击频率较低，从敌骑兵进入射程到短兵相接，只能发弩三、四次。所以宋军有时会设张弩人，进弩人，发弩人，来减短发箭间歇。

    宋军的弩种类很多，突出的有两种，一为床子弩，二为神臂弓。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是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往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射程可达500米，确实当时的远程武器，檀渊之盟前夕，契丹大将萧达览即是中了床子弩箭阵亡的，使契丹士气大挫。

    神臂弓其实也是一种弩，装有机关，但可由一人发射，射程也可达370多米，且可贯穿重甲，令金军胆寒。恩格斯说，14、15世纪英国步兵使用的大弓可射200码远，是当时“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然而它的射程贯穿力和床子弩和神臂弓比起来还差的远。

    临敌时，宋军一般都是刀枪居前，弓弩在后，这是接近实战要求的。当敌接近至300米时，令一神臂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神臂弓手俱发。敌接近至200米时，令一平射弓手起立射之，若可入敌阵，则平射弓手俱发。当敌至拒马，则枪兵与之肉搏。

    宋朝为制造弓弩，设有专门的机构，官营的兵器工场规模颇大。北宋前期，弓弩院，，造箭院各有有工匠一千多人，平均一人一日可造弓一张，或造箭三十枝。但在腐败的官僚管理下，弓弩质量较差，神宗曾随意抽取三张弓检查，没有一张弓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宋朝的兵器工厂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而金朝的兵器工厂制造的兵器上都刻有监造官的姓名，如有质量问题，即可捉拿查办，所以质量较有保证。

    另外，谈谈骑兵，冷兵器时代，没有强大的骑兵就不可能成为军事强国。汉武帝为对抗匈奴，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部队，改变了步兵为主的步兵体制，才得以主动出击，大漠逐鹿。唐太宗则最喜选择敌阵薄弱部位，亲率骑兵冲锋，“敌无不溃败”。一骑飞驰于前，数万骑兵紧随其后的场面，今日想来，尤叫人神往，正是精锐的骑兵使唐帝国威震四方。然而自从中唐以来，汉人失去了西北的产马地，军队又逐渐转为以步兵为主，宋代既是如此。

    宋军中骑兵只占七分之一，骑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无马，最高曾达十之八九无马，如刘光世军五万二千人，仅有三千多战马，可见宋军缺马到何种地步。宋马体形较小，一般约136米，按现在的标准也不算大马。韩世忠曾向高宗献马一匹，“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敢骑”，约合158米，而这已是宋朝罕见的大马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西夏、金、元的军队都是以骑射见长，平均一人有两匹马，精锐部队可达人均三匹。北方民族的骑兵非常灵活，一次冲锋，一个回合的交战即使失败，“败不至乱”，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点，退出战斗，重整队列，再次冲锋。当时即使是宋军兵力占优的一些大战，双方仍要激战几十回合，才能分出胜。而宋军只要一次溃败，就会一泻千里。

    面对善骑的劲敌，宋朝也有人主张发展骑兵，但这种主张不占主导地位，宋朝总的对策还是以步制骑。因为组建骑兵需要大量马匹，而宋朝的马匹主要是通过与贸易得来，需要耗费巨大的投资。“计一骑之费，可赡步军五人”，这是许多官员反对发展骑兵的重要理由。甚至曾与西夏交战多年的范仲淹也是反对加强骑兵的，但是没有骑兵，就只能永远处于消极防御的地位，这是宋军的一个致命弱点，其实不善骑射的状况是可以通过训练和战争改变的。

    南宋时，岳飞是非常重视骑兵的。岳家军主要通过战场上缴获大量战马，组成了相当强大的骑兵，在堰城大战中，由岳云率领的岳家骑兵曾于金朝引以为骄傲的主力骑兵搏战。看来岳家骑兵的素质已不见得比女真骑兵差。可是除岳飞之外，宋军其它大将仍然局限于以步制骑的战略，没有以骑制骑的战例。

    辽、西夏、金等举行大规模会战时，往往集中几万至几十万的骑兵，而步兵仅仅负责运输，开挖壕堑。而宋军却不懂的编组骑兵大部队，集中使用的重要性，而是将骑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部队中，作为步兵的附庸，使数量本以很少的骑兵更显劣势。此状况宛如二战初期的英法联军分散使用坦克，结果一败涂地。

    总之，马匹缺乏，再加上作战时分散使用，成为决定宋军武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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