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文体创作[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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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相反，它恰恰反映了祥林嫂自身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性。

    观念的背面是情感。与终极绝对观念相应的是一个人的情感终极绝对形态，我们把它叫做情感原型。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情感心理状态也是有个绝对终极的形态的，它来自一个人的遗传；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情感类型首先来自遗传，后天的情感心理状态只是这个遗传类型上的雕琢和滋长、扭曲和变形。一般情境下，一个人的情感原型处于相对潜隐状态，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爆发为具体情感心理状态和现实情感意志态度。这种情感心理状态和现实情感意志态度与一个人的具体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是相应而相随的，只有在相对成熟的思维阶段上，感情态度和心理状态才能与其理智（观念和方式）相分离从而表现为独立自处的自为状态，大多时候是两者的相应相随。

    （3）回到话题，一个人的用世态度和行为方式是与观念和情感相关的层面。祥林嫂的基本用世态度就是努力去顺从，最激烈的方式就是本能地逃跑。在婆家是好媳妇，在主家是好奴仆，别人的评价决定一切，哪怕如柳妈说鬼式的纯粹鬼话，也让她六神无主，魂不守舍。她的全部人生追求就是一个能够做稳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人。

    （4）一定的观念和态度及其行为方式，必然导致一定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包括人的现实处境和理想境界两个方面。这是人物性格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阿q的现实处境一言以蔽之：穷。穷到只有一条裤子，家住土谷祠，以打短工为生，既无亲友也无家室，甚至连姓什么都有点茫然。那么他的精神状况和文化状态又如何呢？几乎是靠本能趋动的自然物。他没有深刻复杂的家庭观念、生存意识和明确健康的精神指向。如果说有一点观念，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革命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如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等等，那也决定地是传统观念烙印之下，几千年的狭隘封闭状态下形成的偏见和谬见而已，压根儿谈不上较为成熟的社会观念体系。而其整个人生的态度：盲目，随意，荒唐到有点天真。连杀头在即都毫无危机感，洒脱得可爱。阿q爱说“妈妈的”，是咒骂、自嘲、小牢骚，却又是自我赏玩。含混而悠然，还有点小得意。祥林嫂则念念叨叨、痴痴呆呆：“我真傻，真的。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顶真，沉痛，蕴含着无以解脱的追悔，近乎宗教徒忏悔的虔诚。阿q临刑还唱几句，高呼“二十年后又一条好汉”，洒脱得很；祥林嫂则迷惑、不解、执着地思考地狱的有无，以至恐怖地死去。假洋鬼子打阿q，阿q指了一个小孩说：“我说他！”祥林嫂则回答柳妈的戏弄说：“他力气真大，你倒去试试！”诸如此类人物语言、行动、心理上的特点或特色，都是性格最具体幽微的表现和折射，它反映着人物的生命感觉，使性格具体化为有血有肉的生命。

    那么，编故事也就是塑造人物性格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设计人物关系

    这是小说创造人物的基本工作，在整个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1）人物关系的意义

    首先，人物关系是构成环境的核心内容之一。什么是环境？传统理论认为环境就是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我们认为，环境从来都不是外在于人物的，就其本质而言，是指人与周围的关系，其核心是社会关系。那么，社会关系就必然地是通过具体的人物关系加以体现的。祥林嫂的伦理环境是通过她与婆婆、大伯的关系来体现的，那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祥林嫂的经济环境则是通过她与鲁家的关系体现的，本质是一种主仆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祥林嫂的文化环境是通过她与柳妈为代表的鲁镇细民的关系来体现的，这是一种充满了愚昧、残忍和冷漠的市侩关系。祥林嫂的悲剧与她所处的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可以说，没有这样的环境，就没有祥林嫂这个人物。

    其次，人物关系是构成情节的基本内容。情节的本质是矛盾，也就是人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正是上面分析到的祥林嫂与众人的矛盾关系构成了《祝福》的情节的基本内容。因此，第三，人物关系也就成为人物性格心理及其发展变化的重要依据。再举《祝福》的例子。一方面封建伦理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做节妇烈妇，一方面家族制度又有权出卖妇女，使其不贞不洁。二难之间，妇女只有一死。这正是祥林嫂临嫁贺老六时拚死撞桌子的性格依据，这一依据显然是由祥林嫂与封建家族的伦理关系所决定的。

    第四，人物关系实际上形成性格关系的基本格局。一般旨在“反映”的小说不存在这样一个性格关系的基本格局，我们谓之性格结构；只有那些具有相当哲学内涵和艺术概括幅度的小说，才存在一个性格结构，而这一结构往往在象征或隐喻的意义上显示着小说的主题或思想。《红楼梦》中人物谱系正显示着这样一个结构，如贾雨村与甄士隐、贾政与贾赦、贾母与刘老老、凤姐与可卿，以及钗黛等十二钗，其间的对举、相关等关系都是隐喻性的，都具有哲学的和美学的意义。

    （2）设计人物关系的原则

    设计人物关系第一要遵循真实的原则。真实不就是现实，而是指符合艺术真实的原则，传统文论的说法就是“既合情又合理”。孙悟空猪八戒等神话人物大多不符合现实逻辑，但它们符合真实的情理，超越了现实制约，达到情理之至。这不意味着要排斥现实逻辑。相反，设计人物关系要充分把握这一逻辑。《第四世界》里教授与司机的关系：一，教授是被劫持上车，而不是同舟共济；二，教授与司机的关系完全是奴仆与主人、乘客与车主的关系；三，教授又有着绝对超越司机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文明程度，但是既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也不可以自作主张。无论现代科学还是现代文明，在这对关系中都变得尴尬和可笑。这里的人物关系的现实依据，是多年来极左路线统治下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离开这一依据，其象征意义和情理逻辑就不能存在。

    第二是性格的原则。人物关系是性格的依据和注脚。设计人物关系正是为了突现或推进性格，为了提供一个特定的视角或层面，使性格更深刻更全面。祥林嫂在与婆婆的关系中，先则逃离，后则反抗，表现了她的不甘于压迫，甚至是朴素的反抗意识；可她在与鲁四老爷的关系中，则更多的是接受、顺从和满足，表现了她的愚昧和麻木。如果把这两个关系联系起来，我们就发现，祥林嫂的反抗其实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反封建意识，而是一种追踪封建道德规范的节烈行为。这两个关系为我们把握祥林嫂的性格提供了详尽的意义座标。

    第三是性格结构、亦即哲学的审视。这就是，努力使人物之间的关系具有哲学的或超越性格范畴的意义升华。还举《祝福》的例子。婆婆、大伯是家族制度的代表，鲁四老爷则是封建伦理道德的代表，柳妈及鲁镇细民是封建迷信、世道人心的代表。围绕祥林嫂这一核心，《祝福》勾勒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风俗人情，展示了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和深刻性，由此揭示了封建统治下人的意识觉醒的不可能。那么，就这些人物整体构成的性格结构看，其意义早已超越性格本身，具有了文化批判和哲学批判的高度。

    3.研究人物性格和心理

    设计好了人物关系，等于给每个人物划好了座标，指定了位置，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具体研究每个人的性格和心理了。研究性格又和研究心理不同。研究性格是就该人物的基本观念、情感、人生境界及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宏观把握；研究心理则是将人物置于具体情境中，摒弃主体介入的客观心理分析，是微观研究。

    （1）研究性格

    一个人的性格，归根到底还得从他所处的客观世界去解释，从他独特的经历和命运中去解释。所以，研究人物的生活、经历和命运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从中找出那个最终地决定和归趋了人物的、也是本质地确立着人物的存在的联系，那个贯穿人物始终、网络人物命脉的线索，是研究性格的基本工作。贾宝玉性格的根本线索就是他的情的观念和方式，而这又与他的经历和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贾宝玉自小生活在一群烂漫天真、美丽温柔的女孩中间，远离利害和炎凉，日日斟情用情，与周围的人只发生情感关系，无论相悦还是相怨，总不涉及经济和其它。因而有情无情，情之疏密、雅俗及趣向就成为他品评人物、议论是非的一个重要标准了。他认为女儿清雅，是水做的骨头，是说女儿纯情、天真，不涉世俗，不失天性；说男人愚浊，是泥做的骨头，是说男人出入利害，失却天性，成为利禄之徒。他喜欢能够超越利害、潇洒脱俗、以情相与的男人，如秦钟、柳湘莲、蒋玉涵等，当然也就讨厌那些以利禄为事、以利害为务、不重感情、没有雅意的男人。这样的观念和情感，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意淫。即以情相与，所谓体贴。对任何人，在任何事，他都习惯以情相处，把利害关系置换为情感关系。事实上，现实中人除了利欲别无存想，根本无法感应他的情，相反许多时候只在误解甚至鄙弃，就如傅试家的老妈子把宝玉不顾自己烫伤却去关心小丫环的举动视为痴傻一样。贾宝玉在这个利的世界里感到深深的孤独和寂寞。

    （2）研究心理

    把握了人物的性格，了解其观念和方式，就等于把握了人物用事的总法则，在具体的情节（用事）过程中，人物处理每一件事，面临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又有其现实具体的态度和方法，而这又与人物独异的心理特征和个性特征有很大关系。比如林黛玉的“愁”，根本地讲是一种感伤或幽怨，这固然与她的家世、境遇以及周围不断发生着的悲剧有关，最根本的却是一种先天禀赋的聪颖高慧与身体的病弱不堪造成的特有的病态心理，这种心理有诗意的一面也有疑惧痛苦的一面。由于这种诗意，她常常感应秋窗雨夕、流水残红，有一种伤春惜时、悲天叹命的情怀；也由于疑惧和痛苦，又不免阴鸷乖戾，极其厌倦尘世、憎恶庸俗，并常常以她的伶牙俐齿予以无情的嘲弄和揭露。正是由于这种特有的心理特征──所谓情怀和态度，使她超越了封建闺秀的观念和贵族小姐的行为方式，在许多时候表现了少有的令人感动的真诚。

    研究心理，还包括在具体场合、环境和情形下，人物符合其性格特征的具体心理内容的研究。比如薛蟠这个形象，从来都是骄横跋扈、粗俗愚蛮的。但是宝玉挨打后，连薛宝钗在内的人都怀疑甚或认定是他挑唆的结果。他自然是受了冤枉的。小说写了薛蟠受了冤枉之后的不服和反抗，写了向妹妹认错，其实是含蓄地反映了薛蟠自暴自弃的自卑心理，和原本是憨直无文的心性。他使我们看到，薛蟠的坏更多的是封建特权家庭放纵和怂恿的结果。

    总之，心理分析要注意人物之间的利害关系、把握人物的情绪、性格、教养、经历乃至更多更细的外部和内部原因，做到入情入理，自然真实。只有深透把握心理才能真实地塑造人物，真实地演进情节。

    （二）形式抽象

    形式抽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小说叙述模式的提取和选择；一是现代小说象征结构及心理形态的提炼和描述。下面分述之。

    1.叙述模式

    从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到叙述模式的路径，是一个从终极实在走向现象此在、逐渐进入文本建构的过程。“有意味的形式”与叙述模式的关系是体与用、道与器的关系。可以说，作为艺术最高抽象的那个“有意味的形式”落实到具体艺术文本的建构时，就表现为反映着主体审美理想和价值趣向的、对于题材的独特叙述。这种独特叙述小而言之与主体的思想背景、叙述策略及叙述角度有关，大而言之与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以及艺术传统的积淀和阐释有关。一个叙述模式的形成，既不是一般写作技巧的固态化，也不是偶然写作灵感的具像化，它反映着主体对于题材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以及艺术的当前思想文化潮流的理解，它既是相对稳定的，也是非常鲜活的。

    叙述模式则是从千千万万的小说叙述现象中提炼和概括出来的一种叙述结构。比如故事式这一模式，它就是超越了具体题材、结构、表现手法等具体文章技术层面的特殊性而反映着把题材处理成一个起伏波澜、曲折有致的故事──这样的思路。而《孔乙己》和《装在套里的人》是两个无论如何也不能简单相比的篇子，但是它们同属于细节拼对式，亦即把题材处理成一堆足以表现人物的细节，在细节的串联过程中隐现一条人物性格和命运的线索。在这个层面上，叙述模式成为最初意义上的文章类型。这个类型从基本框架上规趋了小说技术的运用和操作。比如，一旦进入细节拼对式就意味着情节的淡化和人物心理的隐蔽，更多的则是细节的选择和提炼，等等。那么进入故事式，也就意味着情节的强化、人物性格的凸现，以及情节和人物演进过程中动作性的特别强调。在这个层面谈叙述模式，只能显现体裁特征和结构方式，只是一般技术的操作性表述，最终落实为一个曲折有致、繁复生动的故事链，所谓情节。

    当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叙述模式还与主体的思想文化背景相关联，反映在叙述策略和角度的选择、叙述语言的运用、审美风格的确立、直到社会文化政治功能的结构性表述等——形式构建诸环节。《红高梁》是个典型的例子。莫言的叙述角度是作为孙子辈的“我”所据有的现代感和荒诞感；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叙述角度，它体现了莫言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以及传统中国文化的寓意难明又无可理喻的那种隔膜和距离。进入叙述时，莫言把两个故事套在一起：外部是“土匪种子”的父亲被爷爷带领着去伏击日本人，内部则是“我爷爷”和“我奶奶”惊世骇俗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套在一起绝不仅仅是一个结构的技术性问题。它事实上成为莫言对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这一主流话语的重新诠释，这就是，就解救民族危亡这一近代中国的重大课题来说，落实到社会革命的具体层面，就仅仅表现为普通人争取人性自由、追求基本生存的一次人性的自在冲动。一个美貌女子被家族伦理驱遣而嫁给一个麻疯病人，毫无爱情可言；婚姻只是一次伦理闹剧的出演，连生殖意义上的性实践都谈不上。而罗汉大叔不是被杀戮，而是被活剥人皮。无论是反封建还是反帝，在那个枯死和荒蛮迭加的文化背景下，事实上只具有求生或生殖的本能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土匪也不再是土匪，而是追求正当生存的人；“我爷爷”也不是一般意义上杀戮本夫的奸夫，而是生殖运动的主潮人。比起封建野蛮和帝国主义的兽性来，“我爷爷”这个土匪头子倒可能是更具道德感和人性味的真正的人。显然，莫言这种对于故事式叙述模式的创造性运用，本质地反映着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潮流中文化启蒙和人性解放的话语倾向。而故事式的叙述模式的运用，又彰显了传统中国文化在人性解放的语境中对于启蒙的根本阻塞和对于人性的荒谬莫名。

    叙述模式毕竟是一个定义方式，其目的还是建构艺术文本。如果说叙述模式在与具体社会政治文化功能相联系的过程中，使“有意味的形式”的那个“意味”得以落实的话，那么在其作为独特审美选择的策略性操作中，它又事实地成为一个“内核”在滋育和建构着艺术本体；转言之，叙述模式显示着“有意味的形式”的“形式”的建构和落实。在小说走向人物这一终极目标的大方向下，不同的模式有着不同的旨趣。故事式和场景式存在于“再现”和“表现”的范畴内，前者是叙述者的主体性表述，后者则是人物自身的表演，是现身说法。这两个模式都注重人物的动作和由一系列动作排演成的故事，又从故事演绎出性格和思想。这里的“形式”本质地讲还就是情节结构，所以进入创作时其主要任务还就是“编故事”，设计情节及人物关系。情节作为载体也作为本体，成为社会生活（题材）和主题思想的确切表达方式。在进一步的演进中，情节又表现为人物的命运和经历，表现为人物思想和情感的曲折波澜的发展变化过程，表现为这一过程中环境、场所、细节、心理诸因素的不断参与和渗透，把这一切归趋和总揽起来的是结构，最后是通过语言和手法把它们铺润成文字。结构的任务是在规定时空内，把一定关系的人物按照因果逻辑关系编织成合情合理的生活本身，达到“本质的”和“审美的”统一的真实，这就是典型化。在真实的范畴内，主体审美理想和价值趣向受到生活现象的偶然性和客观规律的必然性的严格限制，主体只能于必然的王国中求自由。因此，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叙述主体的隐退或隐蔽成为基本审美要求。当然，在铺写过程中，情节模式的变化也是非常普遍的：或者截取为场景，或者散碎为细节，或者线性化为一组事件，主题、情感、思想隐喻于其间，社会历史的状况和特定的语境也就散逸于其外。

    2.象征结构

    象征式和意识流则超越于“表现”和“再现”的范畴之外，走向两个方向：象征式是把故事式的情节模式高度提炼，深度概括，使之成为一个象征体；在象征的意义上，生活本身的现实逻辑就范于主体抽象和概括出来的理式，成为主体对于生活和题材的重新诠释和二度建构。当然这种抽象和概括不是散嵌于情节或附着于人物的那些直白、论议，也不是典型化；而是深潜于情节和人物的事件性运演过程中那个“理式”。张抗抗的《第四世界》中，故事情节的荒诞、人物心理的乖谬、包括感觉和氛围的夸张性渲染，都是与一般生活逻辑和现实情理相悖的。但是它的整个故事处理为这样一个“理式”：那就是教授与司机的关系式。被劫持的教授苟且于被困又被养的途程中，在蓝色的光团和矜持的自我两重诱引下，身不由己却又心甘情愿地被“司机”统治着疲惫驱驰，直至坠入深谷。该“理式”制约、统摄、提携着故事的演进，使本来不合情理、悖谬逻辑的情节变得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这个“理式”的存在相当重要，它构成情节的一个意义域，一个前定语境。正是在这里，情节获得象征性，人物、事件、处境都变成蕴含着一定语义的符号系统。

    意识流的形式抽象本质上就是人物心理的深层次表现和建构性再现。意识流和象征式都超越现实时空，进入第三维。如果说象征式小说的时空还保留着现实时空的某种特征的话，意识流就完全进入心理时空，成为时空的主体性重建。故事式和场景式的时空是客观制约的，象征式和意识流的时空是主体建构的，它呈现着主体意识本身的复杂层次和原初状态。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是个例子。

    一下跌入中流，他就吃惊地发觉黄河正疯狂地搂着他飞跑。一条小鱼碰了他的大腿一下，他觉得那鱼像是对他闪电般地一刺。接着他又碰上了几条，每碰一下都像挨了清晰的一击。他还仿佛听见鱼群的叫声。不过中流的水面平稳极了，像凝固的一块在滑走。他想起了那姑娘对黄河的形容。我愿对你承担责任，十二岁的小姑娘。他想，既然我那时不懂得关心和感受世界上的痛苦。他发现他正被中流的河水抓着迅速向南滑翔着，他赶快对正河岸，努力游着。黄河，他默默地唉着。今天我已经不是那只肤浅的小鸭子啦。黄河轰轰地应声响着，对岸壁立的悬崖已经近了。这石壁已经近了，他想，这壁在动呢，像是移动着向北走。他深吸一口气，更专心地游着。

    这里写一个知青路遇一个女孩，相偕来到晋陕峡谷一同游泳时的心理。这还不算是典型的意识流，也就是说，这段心理还被一个叙述主体提摄着在游泳这一动作的现实时空中呈现着，但已经不是一般的心理描写了。这段心理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黄河水奔腾汹涌、咆哮震颤的声气和力量提影现；一是中流击水的感受和意识；一是游泳之外，主要是与那个女孩有关的意绪。第一个层次是通过第二和第三个意识层次来体现的，第二层次是意识流的主体意识层次。三个层次交织融贯在一起，形成意识流动的自然状态和复杂情形，它逼真地反映了中流搏击时与黄河巨浪相应和的，主人公亢奋而恍惚、雍容而充实的心理状态和情绪状态，尤其是那种力度感和雄博感，反映着青春的气息和时代的脉搏。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有一个由现实时空逐渐进入心理时空、甚至现实时空完全弱下去的叙述态势。从客观现实进入主体心理，从黄河大浪的雄博再现转变为关于生命和世界的情感表达，这里有一个“理式”，就是“黄河──小姑娘──黄河”。这大致反映了主人公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一代人从黄河到人群、再到对于这片有着黄河和人群的土地的理解过程和认同过程──这样一个文化旨趣。整个《北方的河》大致遵循着这样一个意脉组织层次、叙述心理的。正是在这样一个“理式”的趣向上，“有意味的形式”落实为丰富复杂的心理事实从而形成意识流的本体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个“理式”叫做隐喻结构。

    对于叙述模式和隐喻结构的体认，使我们从反映生活这一铁律下松动，逐渐走回到艺术本体的建构上来。这是一个革命。由于这一革命，我们不必匍匐于生活的本质呀规律等话语权势下——不是的，我们可以据有相当独立的价值趣向和审美趣向，重新诠释生活从而重新构建世界，使艺术不仅仅成为工具，尤其成为主体价值的充分实现。

    3.心理形态

    前面讲过，心理化小说是一种个我终极绝对意义上的价值解读和人性解读。所谓“个我终极绝对意义”是指完全超离客观本质的社会历史逻辑制约而裸现突出着主体个我的、排斥任何意义的社会历史性命题的话语陈述。所以，心理化小说其形式抽象完全是一种个我心理形式的建构，一种充分感觉化了的符号组接。传统小说中情节、人物、环境之类的要素同一为心理事实，同一为心理意绪的符号和素材。这不是说使小说情节题材都平面化、拆零化或机械构件化，而是变形，而是荒诞，是符号意义上的潜心理的澄明和原生态的细化，亦即将人物心理的现实性或存在状态的客观性从极端和夸张的意义上被放大和呈示，就像凹凸镜下看到一片肮脏的地面或一张丑陋的嘴巴一样。

    （1）潜心理的澄明

    潜心理的澄明是主体心理深层展示的结果，就像晨曦入帘，将满屋游尘呈现得一清二楚。客观题材也许还保留着自身的清晰和明朗，但主体心理成为了一面凹凸镜，对于客观题材的临照就具有了选择性和强调性。所以，客观题材愈清晰愈明朗，其歪曲程度和变异状况就愈深刻。丙崽就是再白痴也不会白痴到只能说一句猥亵母亲的话——这是由生物性内部亲和力的向度决定的；生物正是由此走向繁衍、走向存在；连无性繁殖的细胞都是以裂变为其繁殖方式。但是韩少功将此一生物性意绪强调为一种返祖乃至弑祖意向，根本歪曲着生物自然性，从而显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消解以及文化自身的劣化倾向。可以说《爸爸爸》所呈示的整体心理过程是现实题材的历史真实性的异变性强调，漶漫氤氲，汪洋恣肆。至于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其性心理描述远远超过卫慧之流的性展播，通篇洋溢着的就是一股生殖气味，整个情节就是一种性心理下人类道德鬼气游尸的妖异化过程。

    （2）原生态的放大

    原生态细化同样是客观题材心理化的结果，它有两个方面：一是深化，一是放大。前者是传统小说优雅化掉的、主要涉及猥亵和丑陋的心理部分，在原生态深化的过程中被“烛幽探微”了；后者是传统小说回避的、非价值和泛意义的部分，在原生态放大的过程中被裸露也被放大了。方方的《风景》可以说是这一倾向的代表。小说关于母亲“像母狗一样”调情招客的描写其价值倾向是中性化和低势化的，它展示了生命的自然情调，放大并且固化了人的存在状态的某种焦灼和滞重。此外如刘恒的《白涡》、《狗日的粮食》等小说，都不同程度强调了生命的原生态，强化了人性中的无价值倾向，而不是细节的精雕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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