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黑社会作恶发迹内幕[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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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黑社会作恶发迹内幕

    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要把打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狠狠打击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向我内部渗透。

    这项政策是在一种深刻社会背景下的决策。因为分析一些黑恶势力的发展过程，一条黑恶势力向政治渗透的主线逐渐明朗：招揽更多成员——壮大经济实力——寻求“保护伞”——向党政司法机关直接渗透势力。从根源上打击黑恶势力的渗透已经刻不容缓！

    第一步：不择手段敛财

    2005年12月20日，随着一声枪响，山西“黑老大”李满林结束了其恶贯满盈的生命。

    生于1968年的李满林绰号“三马虎”，“马虎”在北方一些地区是狼的俗称，正如他的绰号一样，李满林具备了狼所有的一切凶残本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身材虽然瘦弱的李满林正是凭借这点在山西黑道“所向披靡”。

    自1990年起，李满林就开始纠集一些刑释解教和有劣迹的人员为非作歹，一路砍砍杀杀中，李满林巩固了自己“黑道”的头把交椅，并且聚敛了大量的不法钱财。有了势力的李满林开始变本加厉，开设赌场，胁迫少数有钱业主豪赌狂赌，以支底的方式疯狂敛财。

    疯狂敛财，壮大经济实力，然后继续招揽更多的成员参加自己的组织，这便是这些黑恶势力最原始的方法。

    2001年2月20日，在40多名民警组成联合专案组经过10多天的缜密侦查后，“黑社会”集团头子董天运及其4名主要成员被抓获。一个在陕西渭北地区横行霸道达7年之久的“黑帮”团伙被铲除了。

    董天运的发迹是靠陕西富平县当地的“土炼油”，他纠集了一帮不法之徒，向买卖原油的双方强行收取“中介费”。由此，董的“生意”越做越大，帮派成员越来越多，他为了垄断富平一带的非法原油市场，甚至动用暴力手段。自1994年以来，董天运犯罪团伙通过暴力手段不断扩大地盘，长期垄断式非法经营，使富平县淡村镇、觅子乡、庄里镇及三原县陵前乡一带的“土炼油”户繁衍到200多户。董及其团伙从中获得非法收入近1000万元。

    正如董天运和李满林一样，山西的“燕子帮”、广东的“龙兴社”等黑恶势力的初期原始运作，无不是通过疯狂违法犯罪，称霸一方的方式聚敛财富。他们的思路是，敛财、招人，然后继续聚敛更大的财富。

    但是，随着我国打击黑恶势力力度的加大，这些黑恶势力的“掌门人”感觉到“上面没人事难办”的“困境”。于是，在他们聚敛了大批财富之后，向党政机关寻求“保护伞”，便成为他们的第二步棋。

    第二步：寻求“保护伞”

    在感觉到“危机”后，有了钱的黑老大们开始寻求上层路线，用“财色”打通个别上层官员，为自己在所在区域内树立起更多的“保护伞”，以方便其实施犯罪企图。

    仅用了10年时间就从一文不名的小混混变成福州市首富、黑老大的陈凯，数年间，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一些官员，令其成为自己的保护伞，其中厅级6人、处级17人、科级12人。

    使陈凯犯罪路上一直顺风顺水的35顶“铁杆保护伞”，个个都是“实权派”。自1994年3月起，陈凯先是靠着“保护伞”们的庇护垄断了福州市赌博机业，通过经营赌博机赚来的钱进而涉及经营酒店、桑拿、游戏机厅、迪吧、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慢慢聚集了大量钱财，犯罪所得分别达人民币1209万余元和1.5亿余元。

    “保护伞”成了陈凯最有力的工具。而沈阳刘涌的手段也大同小异。

    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头子刘涌恶行累累，身上却笼罩着一道道眩目的光环：沈阳市人大代表、致公党沈阳支部副主任委员、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的“保护伞”最直接的是3个人：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原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原市中级法院副院长、市政协原副主席焦玫瑰是他的情人。

    在刘涌的“保护伞”中，官职最高的两人则是当时沈阳市的市长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1998年，刘涌拿出2万美元通过马向东的秘书转交给马向东。刘涌顺利地攀上了马向东这棵大树。刘涌第一次与之交往，便用10万美金博得慕绥新的青睐，此后慕市长便“尽职尽责”为刘涌黑社会组织服务，为该组织的“茁壮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位专门研究黑社会犯罪历程的专家这样分析：“保护伞”的主角们是在能够保护自己的前提下保护那些黑恶势力，当黑恶势力逐渐感觉到寻求“保护伞”不如自己手中有权的时候，他们便会亲历亲为或者向权力部门安插“真正听自己话”的人。

    第三步：直接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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