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治国——关于朱元璋[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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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亡）。朱元璋不忘本，几乎在每封诏书里，你都可以找到“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微寒”一类的字眼。表面看不忘本，其实自有深层心理因素。

    史家基本达成共识，朱元璋有着极强的自卑心理。他可以自称“布衣”，但要是谁真敢称他布衣，估计连姥姥家都不能活。

    这涉及一个历史经验：高层政治家，特别是最高领导人，如果出身太低，恐怕不是国民的福分。这样的人，固然能使大多数平民感到亲近，但自己本身的心理垃圾太多，特别是早年的种种人生经验，可能造成执政上的偏执，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灾祸。朱元璋就是这样。他出身农民，就特别想讨好农民，他总是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下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明太祖实录）尽管想讨好农民，但赋税是一分不能少的，因此就努力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杀官吏杀豪强，甚至出现本文开头鼓励农民扭送贪官污吏赴京的诏书。

    换句话说，出身极低而登上最高位的人，似乎很容易采取鼓动一部分人斗另部分人的策略，很容易采取“仇恨治国”的方针，把自己的统治完全建立在血腥内斗的基础上。根本上这是一种报复心理，很容易理解，但问题在于，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不论是非如何，这么杀来杀去是不可取的。统治者必须努力调和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不是故意激化矛盾。有人说明朝像一个老人，明朝人的智慧是老年的智慧。依我看，这完全是朱元璋杀出来的。试想当日赶走蒙元，汉族士气大振，如果不是朱元璋活到老杀到老，每一大案动辄数万人头落地，整个国家的风气完全应该是另外一个面貌。

    朱元璋的私德无可挑剔。他有一个好老婆，大概是历史上最好的皇后，抱着菩萨心肠一直劝他劝到死。两人是患难夫妻，朱元璋被郭子兴关禁闭的时候，马氏怀里藏了炊饼偷偷去看他，由于饼太烫，导致胸口三度烧伤。马氏是郭子兴养女。朱元璋做皇帝后，一切生活起居不改农民本色，非常节俭，也知道爱惜民力。马氏总穿打补丁的衣服。曾经多次商议迁都，都因为考虑到劳民伤财而作罢。对子女管教极严，家庭教师打皇子们的板子，老朱气得要死，但还是忍了。也就是说，朱元璋这个人非常尊重一般社会规范。他不好的地方，完全在于太在乎自己的出身了，以至于做了皇帝都无法完成角色的转换。可能很多人觉得，统治者的位子本身就是一种原罪，因此希望得到这个位子的人不忘本，能够亲民。这个想法是不错的，但也要有分寸。如果统治者太固执于自己原来的出身，倒未必是好事。

    朱元璋早年的经历，从寄食二哥家，到出家当和尚，到庙里和尚都跑光自己也只好跑路，数年间盲流于两淮之间，无法不使他成为一个标准愤青。至少，他自认为深知百姓疾苦。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深知百姓疾苦，并不等于懂得如何解除百姓疾苦。政治本身不过是各阶层利益的博弈过程，如果单单为了解除一个阶层的疾苦而施行政治，好心也难免把事情办糟。空印案就是一例。

    按规定，每年地方都需要派计吏去到户部核算账目。数目有分毫不合，整个报销册就要被打回地方重做。国家这么大，来回往往好几个月，可能把下年度的事情都耽误了。为了方便，地方计吏一般都携有空印文书，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计吏使用的空印文书都是骑缝章，不可能挪作他用。此一点吏部很清楚，因此默认为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但朱元璋完全不懂这个（他自以为他懂，但实在是他只懂得老百姓的苦，而早年经历并不能教给他政府是如何行政的），于是认为发生了全国性的舞弊，于是一路追查下去，户部固然不能幸免，连全国的地方计吏都几乎杀光。大臣们是懂得的，但没一个人敢出来解释（估计也解释不通，就像你没法跟一个一门心思认定自己草根身份的人讲调和鼎镬的道理一样）。于是杀了几万人，杀得整个行政系统几乎崩溃，只好提拔国子监生充数。其实这帮监生除了读经（还没经过正式考试），除了定期打屁股（偶尔“剐”一两个），懂得个屁行政。官僚体系因此更加效率低下，社会就愈加“扁平化”。

    草根的出身，使得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产生较大误解。他认识不到知识分子是自己统治的同盟军，应该给予礼遇和尊崇，相当程度上把“士”跟“吏”混为一谈，动辄打屁股或者当廷“掼死”。廷杖固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蒙古以武人的粗鲁发明了廷杖），但他却把这种刑罚发挥到极点，以至于后来士大夫人格扭曲到以遭受廷杖为荣（意味着你具有了挨打的资格）。知识分子夺气，整个社会进一步“扁平化”，一盘散沙；政府如聚沙造塔，说完就完。这个教训，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反思和吸取。特别是在社会动荡或者突发灾难的时候，弱点就会完全显露出来。

    愤青统治的国家，很可能是一个人人都没有尊严感的国家。由于愤青心理上的不成熟（老愤青是永远不成熟），他无法（或者说无意）调和各种矛盾，因此放任人们从最基本的出身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寻求解决问题。由于他的统治地位，自以为能够扮演惟一裁判者的角色，实际上又由于双重身份（出身和现今地位的不可调和）而什么也不是。最主要的，他抱着复仇心理，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又几乎亲手打碎。终于，他陷入不知道应该依靠谁的孤独。于是他只能依靠自己，把国家牢牢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陷入他自己都未必喜欢的绝对专制。他是真正意义上的西绪福斯。

    以上史事皆取自吴晗《朱元璋传》。吴晗本人的命运，大家都知道。

    附：洪武三年朱元璋致田兴信

    元璋见弃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未知云游之处，何尝暂时忘也。近闻打虎留江北，为之喜不可仰。两次诏请，更不得以勉强相屈。文臣好弄笔墨，所拟词意，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特自作书，略表一二，愿兄长听之：昔者龙凤之僭，兄长劝我自为计，又复辛苦跋涉，参谋行军。一旦金陵下，告遇春曰：大业已定，天下有生，从此浪迹江湖，安享太平之福，不复再来多事矣。我故以为戏言，不意真绝迹也。皇天厌乱，使我灭南盗，驱北贼，无才无德，岂敢妄自尊大，天下遽推戴之，陈友谅有知，徒为所笑耳。三年在此位，访求山林贤人，日不暇给。兄长移家南来，离京甚近，非但避我，且又拒我。昨由去使传信，令人闻之汗下。虽然，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者不同父母，甚于手足，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事，而生平交谊，不为时势变也。世未有兄因弟贵，惟是闭门逾垣以为得计者也。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愿念兄弟之情，莫问君臣之礼。至于明朝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其自便，只叙兄弟之情，断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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