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曹操手中的名士[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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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sp; 至于杨修之死，表面上似是由于曹操的多忌，实际主要是他卷入了太子之争，是曹植的羽翼。《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注引《典略》曰：“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日：‘我故自以为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慕，太子立，遂有天下。”由此可见，曹操是在自己死之前为曹丕扫除即位的障碍，这是为了维持曹家天下的需要，以免出现袁氏兄弟的局面。杨修自己也看清形势，但又“不敢自绝”，故以为自己必然不免。所以杨修之死又是另一种政治统治的需要。

    三崔琰、娄圭之死——雄猜个性的牺牲品

    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为尊者讳，对曹操的评价是很高的，说他“不念旧恶”，但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史实，说：“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虞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魏志崔琰传》）荀彧死后，“时人皆惜之”（《资治通鉴》卷66）。边让之死，使兖州士大夫“皆恐惧”，心不自安，以致引起一场叛乱。造成这样的后果，曹操的雄猜个性要付很大的责任。

    崔琰性格刚直，《魏志崔琰传》曰：“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二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对日：‘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干时宾客皆伏失色。”或以为琰以此为自己埋下祸根。曹操用人之际，一时大度。从“宾客皆伏失色”来看，崔琰实际上经历了一次很大的风险。又日：“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中，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惮焉。”一个令君主敬惮的人离死亡应该不远了。琰推荐的杨训在曹操为魏王时，“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当时人就讥笑琰举人不当。琰看过杨训的表章之后，写信给杨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可实际上当时的确是“变时”，“性忌”的曹操于是以“‘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的罪名下之狱。裴注又引《魏略》记载，谓琰在狱中“心似不平”而又“平安”不以为会死，曹操遂忿然欲杀，狱吏告诉崔琰，崔琰说：“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崔琰心存侥幸，可实际上他的言论让曹操以为是讥刺自己，是阻止自己的权势的扩张。并且君主总希望罪臣表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才高兴，崔琰的态度严重激怒了曹操，所以非死不可。曹操《赐死崔琰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瞑。”世人但知有“莫须有”，却不知还有一个“若有”。可见崔琰之死的主因是“太祖性忌”，曹操敬惮他的刚直、威重，最后又疑心他讥刺自己进位魏王这件事。崔琰跟随曹操多年，尚没有料到曹操疑忌如此之深，“不知公意至此也！”至于下狱后的态度问题，如果不是曹操的性忌、狐疑，其实是无关痛痒的，却以“若有”的罪名付之刀锯。

    崔琰的死让同掌东曹椽并典选举的毛玠很不高兴，玠“仕见黯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于是说：“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即触怒曹操，被收下狱。幸好有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魏志毛玠传》裴注引孙盛曰：“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可见曹操一方面可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隐忍而“不念旧恶”；一方面又“性忌”度量狭小，毛玠这样的人才都几乎因为只言片语而不免。就连刘帧这样的文土，也因为“不敬被刑，刑竞署吏”。

    至于娄圭，更是遭到疑忌。娄圭也是曹操的重要谋臣。刘琮投降时，‘常将皆疑诈”（《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娄圭不以为然，曹操听从了他的判断，“从破马超等，子伯（娄圭）功为多”。娄圭的功劳已有了震主之嫌。“曹操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当曹操大势尚未成时，他甚至不能容忍他的下属比他强。《曹瞒传》云：“（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这时他已有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需要隐忍而“不念旧恶”了，可以由着自己疑忌而度量狭小的性子来，于是借事杀掉娄圭。看来，政治家的“不念旧恶”是有条件的，时机不成熟、局势不利时他们能隐忍不发，一旦羽翼丰满，一定会旧帐新帐一起算。《魏志崔琰传》裴注引《续汉书》日：“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虽幸好为孔融所解救，但可见曹操并非真的“不念旧恶”，与杨彪有隙，就要找借口报复。赵翼《甘二史札记》卷7日：“盖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诸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这就是曹操为什么在起初能容人所不能忍的原因，但一旦“势位已定”，就原形毕露。后世一些论著（包括《三国演义》之类的文学作品）常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而目其为“雄”，甚至刻意丑化其形象，虽不免有某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作怪，也确有曹操雄猜之性为事实基础，并非全无道理。

    四许攸之死——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导致名士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名士自身原因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现实中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正统思想便惶惶然无栖身之地。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亦相应发生变化，从政权的维护者慢慢地转为政权的评者，他们逐渐蔑视政权，转向名士崇拜，追求人的自觉。赵翼《甘二史札记》卷5“东汉尚名节”云：“盖其轻生尚气已成风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孔融、弥衡、边让、刘帧任气使意，不拘礼法，乃一代风气使然。然而政治环境已然变化，在曹操的政权建立时期依然按照评政治、不拘礼法的旧名士派头行事必然为曹操所不容。

    孔融、称衡、边让又都华而不实、高而不切，并且维护汉室，不满曹操专权，恃才多言，不为曹操所容，固其宜也。娄圭有功高震主之嫌，自当谦虚谨慎，有所收敛，可惜此人“少有猛志”。“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一个志大才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君主的猜忌的。而许攸虽然确是个名士，但此人未免有些轻狂，他“恃旧不虔”，居功自傲。《魏志崔琰传》裴注引《魏略》曰：“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邮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人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他似乎根本不懂得政治的残酷性。另外，政治家一般以为有功劳是应该的，是忠诚尽职的表现。他们更希望下属谦虚谨慎，不矜己功。一旦居功自傲，就会遭到厌恶。君主的赏赐是有限的，你一居功自傲，他就不知该拿什么赏赐你的功劳。许攸的那种骄傲程度，他期望得到什么赏赐呢？恐怕再大的赏赐也不能让他闭嘴。因此，许攸之死只能是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五华佗、左慈之死——方士的命运

    在后人眼中，华佗是一代名医，但在当时的曹操看来，不过是方士而已。范晔在《后汉书》也将华佗与左慈同列于“方术列传”中。而且，医之职业在当时也是身份颇低的，连华佗自己也这样认为。《后汉书华佗传》载其“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言。操不从，竟杀之”。至于左慈，更是一个典型的方士。《后汉书》本传载曹操欲杀之，而他竟然有离奇的变形之事。在曹操的眼中，方士们是可恶的，他曾把大方士聚于魏城中，不是喜欢他们的方术，据其子曹植说，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兴风作浪或招摇撞骗。所以，无论是实有医术的华佗，还是装神弄鬼的左慈，只要是方士，他高兴的时候可以拿他们解解闷，视之为倡优而已，一旦冒犯其威或不高兴的时候，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之。这就是方士的命运。更何况，华佗等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士”，其实本不可与上述名士之死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曹操杀人大都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可能不顾及杀人的后果。他杀某些人是出于他的政治统治的需要，相比于其负面影响，他是有政治收获的。其雄猜的个性与他的政治理性之间又有矛盾，使得一些人成了不应该的牺牲品，也使他自己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与名誉代价。而其法令的过于严酷，就使任气使意、不拘礼法的名士有了动辄得咎的危险，时代风气让名士们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的个性，政治环境的改变并不能让他们很快转变过来，他们也未必会委曲求全。名士们身首异处的悲剧就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发生了，这也是曹操在历史上常被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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