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鸟图腾标志[1/2页]

天才一秒记住本站地址：[快眼小说]https://m.kyxs.org最快更新！无广告！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鸟图腾标志

    玄鸟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候鸟，在众多的鸟类中极为独特。玄鸟即燕，又称3。

    《说文》：“3，玄鸟也。齐鲁谓之3，取其鸣自呼，象形也。”

    “燕，玄鸟也。籋口，布翅，枝尾，象形。”《尔雅释鸟》：“燕燕，鳦。”毛公《诗经商颂玄鸟》传：“玄鸟，鳦也。”杜预《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集解：“玄鸟，燕也。”可知玄鸟即燕，重言之为燕燕，《诗经邶风燕燕》有“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句。燕为象形字，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左燕右鸟）、作燕。玄鸟又称为3，重言之为33，为齐鲁方言。3音轧，于音取其自鸣，于字则为象形，后俗又加鸟旁则别写作鳦。燕3之3与甲乙之乙音异字异，但因字形相近，自来多与甲乙之乙通用。如《大戴礼记夏小正》“燕，乙也”，司马贞《史记殷本纪》索隐述赞“简狄吞乙，是为殷祖”，即是此种情况。孔颖达《春秋左传》昭十七年“玄鸟，燕也”疏：“或单呼为燕，或重名燕燕，异方语也”，似玄鸟称燕亦为某地区方言，与齐人称3相同。燕与3同为玄鸟，又同为象形字，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49）解释说：“其形则3像侧看之形，燕像正看之形”，其说可取。是否建立有较为严密的天文历法，这是衡量古代农业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而古代人测定历法的依据，不外乎天象和物候两大类。

    《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

    《国语郑语》：“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名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

    《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尚书胤征》：“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黎为火正，火为火星，

    《汉书五行志》：“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行火政之政即夏小正之正、正月之正，行火政亦即敬授民时之意，可知古代祝融一族、羲和一族都是世代专工测定历法、世代执掌火正之职和天地四时之官的氏族。与此意义相同，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暤氏以鸟纪官，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为历正，玄鸟氏为司分，伯赵氏为司至，青鸟氏为司启，丹鸟氏为司闭，也是以若干氏族世代执掌颁行历法的官职，通过观测候鸟而测定节候。玄鸟以春分来，秋分去，故以之测定春分秋分。伯赵即伯劳，以夏至鸣，冬至止，故以之测定夏至冬至。青鸟以立春鸣，立夏止，故以之测定立春立夏。丹鸟以立秋来，立冬去，故以之测定立秋立冬。以此四种鸟类命名的氏族均为凤鸟即历正的属官，各掌一事，这种制度与《尚书尧典》中所说以羲和为掌天地之官，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测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定四时以成岁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

    据《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觿中”等语，当时制定历法已以观测星象为主。不过在较为远古的时期，通过观测太阳运行的位置确定节候是否已达到准确无误的程度，还可怀疑。

    远古制定历法可能是以多种途径互相参照的，在《礼记月令》中，仲春和仲秋两月，正有“是月也，玄鸟至”及“玄鸟归”的记述，在《大戴礼记夏小正》中也有“来降燕”和“陟玄鸟”的记述。就以鸟为图腾的少暤族和殷商族来说，通过鸟类测定历法可能是其最主要的途径。《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等一系列物候的记述，但是所谓春分应该严格地限制在一日一刻，而决不能整个仲春二月为春分。春分是昼夜长短平均、正当春季九十日之半的一日。《春秋繁露》：“春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像这样严格地限定为某一日，始雷、始电、蛰虫始动等物候似都难以做到。《月令》中仲春这一月惟一可以确定在某一日的物候，只有玄鸟飞至的“至之日”。《月令》中还有“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的记述，然而在雷声未闻之前，又将何以预知先雷三日？对此，《夏小正》作出解释说：“正月必雷，雷不必闻，惟雉为必闻。何以谓之？雷则雉震响，相识以雷。”王聘珍解诂更将正月必雷之雷解释为“阴阳薄动”、“雷动地中”，而非实有雷雨，说雉者听察，故可识雷之动于地中。如此，则是所谓始雷、始电等物候的发生，也需由鸟类的征候来确定了。《月令》所记以木铎令于兆民之辞说：“雷将发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其内容也与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祺的生育意图相同。由此，结合《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述来看，古代仲春二月所要进行的大事，自天子以至平民，都是围绕生育一事展开。而春分之日的测定，即主要是依据玄鸟飞至之日来确定的。

    据宛敏渭、刘秀珍《中国动植物物候图集》发表的中国科学院地理所1963年至1984年的观测结果，家燕于每年3月10日至31日始见于江淮一线，4月1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北京、石家庄一线，4月30日至5月10日始见于长春、哈尔滨一线，每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绝见。据此而言，按平均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是以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始见于江淮一线。按最上限的数值计算，现代的家燕可于每年3月20、21日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然而考虑到古代气候温度高于现代，平均高出2至3摄氏度的情况，则古代的家燕按平均数值正可于春分日到达黄河一线，按最上限数值则能够达到北京、石家庄一线。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972）指出：“《左传》提到郯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暤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郯国，郯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

    家燕之所以能获得殷商族人的钟爱，除了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传统和其为典型的候鸟这主要两点原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说明家燕确实与众不同。

    殷商民族以玄鸟即家燕为图腾，在风姓部族的鸟图腾信仰传统和于每年春季劝导人们交媾生育并以玄鸟始见作为测定春分的标志等等很多方面，都有充分的根据。关于玄鸟生商有两种很大的误解，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第一，玄鸟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充当候鸟，而不是充当生殖崇拜物。仅仅由于通过玄鸟所测定的节候恰好是最佳的生育节候，从而使作为图腾标志的玄鸟与殷商民族以生育为目的的高祺联系起来。由此并且可以看出，殷商族人有高祺的祭祀礼仪，主要是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生态规律为依据的，其中确有很大的合理成分。《逸周书时训解》说：“玄鸟不至，妇人不娠。”这是将玄鸟与生育二事最直接地联系起来的一条记载，其中的玄鸟仍应作春分解，而不应作生殖崇拜物解。

    第二，玄鸟即家燕，古有明训。以家燕始见日测定春分，在物候学上也可得到完全的证实。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1964）据“于帝史凤二犬”（《卜辞通纂别录》2，6，3）一条卜辞认为凤鸟为天帝的使者，进而认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说的玄鸟为凤，依据不足。

    毛公《诗传》以春分玄鸟降、祈于郊禖解释玄鸟生商之说，是非常正确的。由此并且可以推测毛公作《诗传》时，或许还得以见到有关商族起源的更具体的记载。但是自东汉以后直到清代，如王充《论衡奇怪篇》、王肃《毛诗驳》、欧阳修《诗本义》、苏洵《喾妃论》、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诗经稗疏》、梁玉绳《史记志疑》等书，都以吞卵而孕解释玄鸟生商之说，从而论定其说怪诞不经和不可信。《论衡奇怪篇》说：“儒者称圣人之生，不因人气，更禀精于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谢，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迹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世儒学者莫谓不然，如实论之，虚妄言也。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鸟也。大人迹，土也。三者皆形，非气也，安能生人？说圣者以为禀天精微之气，故其为有殊绝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鸟、以土，可谓精微乎？今燕之身不过五寸，薏苡之茎不过数尺，二女吞其卵实，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究其思路，则都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孔子解释黄帝三百年为“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相类似，在以常理破昏忽隐微。以常理而言，吞卵当然不能使人有孕，这是毫无疑问的。王充等人的弊陋在于他们不能从现代民族学的角度、从图腾标志和祭祀礼俗的方面解释玄鸟生商的史实。所谓图腾，就是相信自己所在的这一社会群体与某一物种（通常为动物）之间存在独特的超自然的关系。在上古时期，图腾标志、祭祀礼俗、族徽和姓氏划分都是部落群体的重要的生存方式。

    就目前所知，殷商族的玄鸟图腾已经分别由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中得到了两处确切的证实。一处是在传世的“玄鸟妇壶”中明确见到了“玄鸟妇”三个字的合文，一处是在甲骨文中“王亥”的“亥”字上常常可见一象形的“鸟”字。

    玄鸟妇壶最早着录于《西清古鉴》，称作周妇壶。后又着录于《陶斋吉金续录》，称元鸟壶；《三代吉金文存》，称玄（右为鸟旁）妇壶；《续殷文存》，称玄妇壶；《鸟书考》及《鸟书考补》、《正补》，称玄妇壶；《金文编》，称玄妇壶。该壶有器有盖，器盖同文，左右耳并有“亚4”二字的合文。形制瑰玮，纹饰精美。于省吾《略论图腾与宗教起源和夏商图腾》（1959）判定玄鸟妇壶系商代晚期铜器，其合文格式在与商代晚期金文上限相衔接的中期卜辞的合文中，可以找出同样的例子。认为“玄鸟妇”三字合文是研究商人图腾的惟一珍贵史料，是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三字合文宛然是一幅具体的绘图文字，它象征着拥有此壶的贵族妇人系玄鸟图腾的简狄的后裔是很显明的，这一文献记录已与地下史料得到了交验互证。于省吾并且高兴地说：“《商颂》系春秋时代宋人正考父所作，《楚辞》系战国时代作品，如果我们能够在地下发掘的史料中得到有关玄鸟和有娀的材料，追究出晚周传说的来历，那才是最理想的呢！”

    商代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自太乙（汤）至帝辛（纣），共十七世、三十一王，前后经历了将近六百年。

    商族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悠久的部落，为东夷的一支，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诗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史记》的记载一致。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开始向奴隶过渡。

    契之孙相土在位时，商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把附近的许多部落征服或纳在它的控制之下。约公元前16世纪，成汤灭夏建立了商朝。都于毫。汤建立商朝后，吸取夏朝教训，实行“以宽治民”的政策，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四方征伐，把疆土扩大到西部的氐羌地区，商朝统治逐渐巩固。

    据载，从成汤至盘庚，商人“不常厥邑”，曾五次迁都，盘庚迁殷后商王朝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有发展，特别是武丁统治的五十几年间，是商朝最强盛时期，武丁在商代诸王中颇负盛名。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他对四周的许多部落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所以《孟子滕文公下》]记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商颂殷武》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记载，反映了商王朝在汤的统治下，已经成为强盛的国家。

    商汤和左相以后，在处理政务、稳定政局、发展生产等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仲虺死后，伊尹在政坛上的作用尤其突出，成了商汤时期重要的辅佐，政坛的一位元老。

    商汤死后，因其子太丁早死，由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外丙死后，其弟中壬继位；中壬死后，又以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乃商汤之长孙。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即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迎回太甲而授之政。以后，太甲修德遵法，诸侯归服，百姓的生活比较安宁。这个故事，反映了伊尹为贯彻商汤的治国方略、使商王朝长治久安作出了不懈努力。这个故事流传久远，伊尹也获得了“大仁”、“大义”的美名。

    商都城的变更

    不过，统治阶级贪婪本性，决定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史记殷本纪》中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仲丁算起，经九世正好到盘庚时期，说明这一期间商王室内部为争夺王位，内乱不止，致使外患不断。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甲“自嚣迁于相”、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不过考古学家至今只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四个都邑遗址。这四个遗址的面积都很大，均在三、四百万平方米以上。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在洛阳偃师和郑州发现了规模很大的城垣。安阳殷墟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王陵区祭祀场。从这些发现与文献记载可以知道，商代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家机构，有各种职官、常备的武装（左中右三师），有典章制度、刑法法规等等。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比较一致。

    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并为武丁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祭天祀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前时期的考古中曾一再发现这类遗存。随着农业的出现，人们为祈求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而产生对天崇拜。它是自然崇拜中的一种。祖先崇拜又叫灵魂崇拜。它源自对先人怀念，把梦中的情景理解为先人的灵魂作祟而产生。人们祭祀祖先，为的是求得先人的保佑。夏代开始的家天下局面，使原始宗教的内容发生很大变化。由于帝王是世上最高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就把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结合起来，创造了天或上帝这样的至上神。从文献中可以知道商代有“天”这个神，1899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的商代甲骨文，把湮埋了三千余年的古老文字重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并让人们识读。甲骨文的发现，使商代的存在无可争议，并使商代历史成为信史。安阳殷墟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社会中发生的许多事情。经过几代人的整理和研究，揭示了它所包藏的丰富内容，为研究商代历史开拓了重要的途径。甲骨文中则有“帝”或“上帝”。所以商汤伐夏桀时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子畏上帝，不敢不正”，打出“天命”的旗号，鼓动军士和同盟者去执行上帝的意志，奋勇讨伐。但天上的上帝与地上的下帝（商王）是相对的。为了执行上帝的意志，下帝通过巫与上帝沟通。商王在祭祀祖先时，用五种祀典，对上甲以后的祖先轮番地、周而复始地进行。安阳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上千个祭祀坑，武丁时一次使用人牲达数百人。这种情况反映了商王对祖先崇拜的重视，因为上帝既是至上神，又是宗祖神。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纣王才组织力量，仓促应战。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

    商朝历代国王

    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商纣

    奴隶制的发展时期

    商朝

    1、商族的兴起

    传说商族是高辛氏的后裔，居黄河下游，有着悠久的历史。舜时，商族出了一位杰出的军事首领契。后来商人把他称作“玄王”，作为始祖，并编出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的颂歌来赞美他（《诗经商颂玄鸟》）。太康失国时，契的孙子相土开始向东方发展，《诗经》上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到夏朝中期，契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上》），商人“郊”祀之。冥子王亥“作服牛”，向河北发展。到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国语周语下》说：“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2、商朝建立与发展

    汤即天乙，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相传曾被囚于水牢。他在当选为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首先，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其次，翦除夏王朝方国葛（今河南宁陵县北）、韦（河南滑县东）、顾（山东鄄城东北）、昆吾（河南淮阳南），“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最后，向夏王朝首都发起进攻。双方战于鸣条（河南封丘东），夏师败绩。灭夏后，汤回师亳邑，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

    3、盘庚迁殷

    商自汤至纣，历十七世、三十一王，约六百年，以盘庚迁殷为界，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汤在位期间，能够励精图冶，履行“天子”职责。据说商初七年大旱，汤以身为牺牲，祈求上帝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吕氏春秋顺民》）。当时商的势力很大，《诗经》上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经商颂》）。汤死后，其孙太甲即位，虽然荒淫，但有贤臣伊尹辅佐，尚不致大乱。后来多次发生王位争夺事件，王都屡迁，政局不稳，“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史记殷本纪》）。第二阶段：从盘庚开始。盘庚是商朝的第十代第二十王。鉴于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决定把都城自奄迁至殷（河南安阳西北）。殷“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战国策魏策一》），是所谓“天下之中”。此后273年都城不再迁徙。盘庚行汤之政“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史记殷本纪》）。盘庚三传至武丁，商王朝达到极盛。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商朝后期，政治腐败，至纣统治时，走上衰亡的道路。民国初年经董作宾先生的研究整理，将收集到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盘庚武丁时代、祖庚祖甲时代、禀辛康丁时代、武乙文丁时代、帝乙帝辛时代。

    政治制度

    商王朝的职官有中朝任职的内服官和被封于王畿以外的外服官之别。内服官中又分外廷政务官和内廷事务官。最高的政务官，是协助商王决策的“相”，又称“阿”、“保”、“尹”。王朝高级官吏统称卿士。三公，则是因人而设的一种尊贵职称、并不常设。另外有：掌占卜、祭祀、记载的史，掌占卜的卜、掌祈祷鬼神的祝，掌记载和保管典籍的作册（又称守藏史、内史），武官之长的师长，乐工之长的太师、少师。内廷事务官是专为王室服务的官员，主要是总管的宰和亲信的臣。臣管理王室各项具体事务，有百工之长的司工，掌粮食收藏的啬，掌畜牧的牧正，掌狩猎的兽正，掌酒的酒正，掌王车的车正，为商王御车的服（又称仆、御），侍卫武官亚，卫士亚旅，掌教育贵族子弟的国老，掌外地籍田的畋老。外服官主要有方国首领的侯、伯，有为王朝服役的男、有守卫边境的卫。

    商代在实行贡纳制度的同时，还有劳役租“助”，就是要求农人助耕公田（籍田），收获皆为统治者所得，其比例约占农人收获的十分之一。殷纣王加征赋税，用以充实鹿台和巨桥。

    商朝的政治理念是神权观念笼罩下的政治思想，商代统治者尚鬼、尊神。所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就是依据上帝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

    经济文化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一农业为主的民族，商汤曾派毫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了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了人工养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了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了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了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了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ˋ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了。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科学发展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六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和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商世系

    1、天乙（汤、武汤、唐、大乙）（太丁）2、外丙

    3、仲壬4、太甲（祖甲、太宗）5、沃丁6、太庚

    7、小甲8、雍己9、太戊10、仲丁11、外壬

    12、河dan甲13、祖乙14、祖辛15、沃甲

    16、祖丁17、南庚18、阳甲19、盘庚20、小辛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民族的鸟图腾标志[1/2页]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