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变与不变[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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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方式从孔子一直传到陈伯达（此人提出过取消货币的建议），没有些微改变。不考虑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其基本冲动就是最大限度地复制自我（这一点现在已被科学证实），无论构筑什么制度都必须尊重这一现实，否则就属于“在地上硬造天堂”（顾准语）。1958年，中国几乎全民都在造这个天堂，结果把数千万无辜者赶进了地狱。

    4,中国人的种族基因，第一是黄皮肤，第二是“不变”。“不变”把亘古的野蛮带到了现代。以“吃人”与“贪污”为例，仅汉朝就发生过数不清的吃人事件：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人相食，死者过半。”“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河南……父子相食。”汉武帝鼎元三年（公元前114年）：“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汉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汉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关东，人相食。”汉王莽时：“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民饥饿，相食。”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三辅大饥，人相食。”汉安帝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历代都有吃人的记录，明末犹甚。而且某些场合，并非因饥饿而食人，吃人完全出于癖好。癖好当然是不变的。

    贪污是中国官场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制是千古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帖帖、惟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气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具体的鼓励、刺激贪污的方法就是低薪、宽刑与纵容。大贪官严嵩与和珅所贪款项足抵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国库收入，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后魏根本没有官禄俸银，官吏的生活费“自谋出路”，不贪则被饿死。清朝的总督年俸不过区区一百八十两白银，巡抚不过一百五十两白银，下层官吏更少，仅凭俸禄，生活无以为继。这成为“无官不贪”的社会基础。这种咄咄怪事竟然一延续就是数千年，没有改变，也没有人提出过要改变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不变”像个幽灵，回荡在我们的上空。我们无法把它驱散，就像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然而皮肤颜色与“不变”终究是两回事情，前者并不需要变，而迂腐的传统，实在是太需要变易了。

    除去不变，还有变，“变”同样是个讨厌的家伙。

    “变”，中国历史的又一宿命，是中国人的第三“基因”。它与“不变”工工整整地对应了数千年。中国的历史既有守旧如山的一面，又有俯仰百变的一面。中国最早最权威的经典《易经》就是讲变的：“《易经》者，变易也。”（《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当然，《易经》讲的主要是客观事物变化规律，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观上的“变”不完全是一回事。

    由于有了变，江山频频易主与道统的万世一系形成鲜明的比照；变与不变形成了强大的二律背反。千百年来我们被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力拉扯着、撕拽着。在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变”，犹如大旱之望云霓；在不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固守”，犹如游子盼望一个稳定的避风港。

    变与不变有规律可循：前者多发生在质文化场合，后者多发生在形文化场合。我把实质的、载有明确信息指令的、代表个人意志的文化称之为质文化；把形式的、没有载有明确新信息指令的、代表公意的文化，称之为形文化。道统、礼教、帝王等少数人的价值观，衮衮圣崽们为其主子提供的理论等属于质文化；礼仪、礼节、节日等为全体服务的文化属于形文化。按道理，质文化应该不断变化，形文化应该相对稳定。但是中国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两千年来中国人是倒立着走过来的。上面所例举的不变，大都是质文化。对于质文化，“可则因，否则革”（扬雄《法言·问道》），才不失为正确态度，可惜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历史上频频变化着的多是形文化。形文化激变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它在日益被现代化异化着，已经岌岌可危。我们正在失去抵御异化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处于激变的形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姓名称呼、民俗民风、节日文化、礼仪礼节、民宅建筑、生活习惯、诗歌艺术、价值观。兹逐一叙述之。

    中国历史的变与不变：说思维方式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就早已铸就了，简单概括就是在变动中把握事物、认识事物。《易经》者“变经”也。卦就是一种变术。通过卦象可以窥视无涘无涯的世界。《易经》廓清混沌，为中国人提供认识世界的武器，功莫大焉，然而也存在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问题：《易经》讲变有余而讲不变不足。中国有关于“变”的经典，而没有关于“不变”的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缺陷。中国人只掌握了半个认识论，并以这半个认识论对付整个世界，问题于焉而生。

    总的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于不变中求变，换言之，是以变换求稳定，以小变维持大不变。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人能够撼动它。过去流行过所谓“让步政策”说，其实就是以小变求得大不变的具体表现。中国二千多年大一统皇权专制，始终没有发生过大变，就是因为变的冲动还未蓄积起来就已经耗散在小变之中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改革家，同样无一例外地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兴皇帝也都是改革家，就是末代皇帝也大多是改革家。明末崇祯皇帝实施了多项改革，但是用这些改革之水去扑灭全国各地的暴动之火，无异于杯水车薪。清末西太后虽被讥为保守派代表，实则是个改革者。她的改革事项极多，甚至还制定出了实行宪政的方案——可惜，她手中挥动着一把尺子，凡出了格的大变，格杀勿论！所以，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诸如明治维新那样真正的社会变革。

    这种思维方式阻碍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事半功倍的思维方式应该恰恰相反，是将剧烈变化寓于不变之中，尽量保持文化的形式，进行实质性变革。英国的光荣革命，没有硝烟弥漫，但其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杀得天昏地暗，哀鸿遍野，社会却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步。

    中国人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儒法道释的著述中。这些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重特殊而轻一般，重内敛而轻外释，重文字文化而轻脱文字文化，重实绩而轻精神，重感性而轻理性……这一共同特性派生出许多性质相近的价值观。比如由“法先王”派生出了对人格示范价值的推崇。历代帝王都要树立人格范式，以供全体效法。有意思的是，效法对象是不断变换的，而且周期极短，但人格示范的做法却悠长得让人难以置信。

    中国人尚变而又保守，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无关紧要的“变”给了事关重大的“不变”以最巧妙的掩饰。“文革”十年，天翻地覆地变，但醒过来一看，世界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而我们却大踏步地倒退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该变的东西纹丝未动。

    当然，中国也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变，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如1905年废除科举就是罕见的一例。科举本无罪，罪在科举中的腐败，剜除了腐败，科举照样还是好东西，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不，非要把科举连根铲除，非要恢复大官孵化小官、老官孵化新官的“乱点鸳鸯谱”的旧制不可，结果只是使我们与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无缘。

    变与不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律背反，它像头顶上的乌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

    中国历史的变与不变：说生活习惯

    八十年前，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大学者比较了中日两国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发出了感慨。他说，日本的建筑、服装、饮食、艺术等许多文化都是从中国引进的，但作为发源地的中国，那些文化都早已荡然无存，而日本人却保留得完好无缺。他的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岂止是日本，英国等欧美国家也都对国粹敝帚自珍。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往往会受到特殊礼遇，这是因为英国人敬仰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他们不敢慢待从古老国度来的人。那些留学生自己心知肚明：在我的国度，看得见、听得着的东西绝大多数都是新的，堪称国粹的——

    除去可以束之高阁的小件古董——早已被毁坏过千百次了。我们现在已经是最纯的现代化国度。

    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我们真是难以寻找到现代人与古人相同的生活方式——哪怕一个小小的侧面。古人生活中的信仰、敬畏、反省与自责（本来中国人这方面就欠缺）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古人的饮食、着装、出行、居住、聚会、结社、交往中所蕴含的合理与永恒的东西也早已被浮躁的现代人一笔勾销了，以至于要想拿出一套代表“中国人”的服饰来，不得不权且以满人的服饰——旗袍——代替，以消除什么都拿不出来的尴尬；要想拿出来一件古老传统艺术，不得不用只有二百年历史（与五千年文明史相比实在微不足道）的京剧充数；要想在饮食上证明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只能以北京烤鸭搪塞，而北京烤鸭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北京烤鸭诞生于1855年）。看一看二十世纪中国服装有多么大的变化，就知道中国人在形文化上是多么喜欢变了：世纪初有世纪初的服装，三四十年代有三四十年代的服装，五六十年代有五六十年代的服装，八九十年代有八九十年代的服装，现在有现在的服装，各个时期的服装各不搭界。文化生活也一样，以一二十年为周期，各个时期的文化生活完全不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的话剧等现在已经不再受到青睐了。秧歌虽然复活，也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了。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不断改易着，以至于现代中国人很难感受到自己所在国度的悠久历史，很难感受到清晰可辨的历史脉搏。现在，不用说不知道祖先的，就是不知道自己爷爷奶奶姓名的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多了。而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功利化了。很少有人愿意为非功利的目的付出。“文革”时期，古人历千年而形成的本就少得可怜的规则、契约与承诺，于瞬间土崩瓦解了。全体都按照某些人的意志生活，“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意大利艺术家安东尼奥尼深刻地指出，那时每一个中国人都像一具木偶，表情呆滞，着一样的装，说一样的话，跳一样的舞，唱一样的歌，由别人牵动着绳索。总之，几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变换到了极点，无法更糟糕了。当时流行“革命化”的口号。革命化是“变”的最好注脚。革命化就是革一切的命，就是改变尚未改变的。它不是被动的回击，而是主动的出击。凡想得到的都是它的目标。

    有什么必要保留古人生活的习惯呢？这个问题与“有什么必要丢弃古人的生活习惯呢”一样昭然。生活是个硕大无比的包容器，其中包含一部分人类共同的东西（既包括纵向的古人、今人，也包括横向的中国人、外国人），这部分东西是抽象的、永恒的，谁也没有毁坏它的权力。保留这些东西有利于防止生活被强大的外力异化，有利于防止自我的迷失，有利于延长文明的寿命（人类文明随时有被人类自己毁灭的可能，这绝非危言耸听）。生活有其自身的美学追求，保守那些永恒的价值就是保守生活原本的价值，说白了，就是保守人类自己。遗憾的是中国人缺乏这种保守意识，他们只是在有古董的场合看重年轮的价值，在其它场合则把年轮抛在一边，刻意追求外表万花筒般的变换。

    中国历史的变与不变：说语言文字

    汉字由甲骨文演化到今天工整的楷书，基本完成了演化的使命。然而好变的中国人在本无可变的情况下，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推广简化字。由于被简化的字占的比例过大，笔画删简得过猛，几乎等同于另立了一套新文字体系。本是一种可以为世世代代的人服务的工具——文字，突然被拦腰斩断，变得只能为一部分人服务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不认识繁体字，而周边汉字圈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不认识简体字。最糟糕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将一直延续给子孙后代。据伍立杨先生提供的数字可知，中国共有典籍约二十四万

    种，毁于水火、兵燹的约十四万种，现在存留约十万种。越往后，人们对繁体字将陌生，显然，能读懂这些繁体字典籍的人将越来越少。文字传承将因无谓的“变”而深受影响已成定局。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书写方便，其实古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发明了草书等速写字体。在民间，书写汉字时使用草体已经约定俗成。实际上，汉字印刷体是一个体系，手写体又是一个体系。所谓简化，不过是把两个体系合而为一，印刷体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这不符合文字自身的规律，英语、俄语等语种都是两个体系并用的。当然，适当简化一些过繁的汉字是必要的，但完全没有必要给文字做大手术，伤它的元气。

    二十世纪还有一个大变革——“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应该说这一变革有其必然性。白话文容易阅读，有利于百姓取得发言权，应该推广。但是万事有度，白话文太“白”了，就要产生副作用：白话文产生了与简化字同样的问题，两种语法体系形同天壤，文言文绝非是靠课本里安排几篇古文就能掌握的。语言是一种“训练”，没有“训练”环境，掌握起来将十分困难。试想再过若干年，十万种典籍岂不成为仅供摆放的古董？那时，靠什么传承历史呢？此为一不妥。文言文文法体系在短时间内激进地变动，非常容易引发审美观的巨变，寓于旧文言文文体中的精华很容易丢失。一些文学素养不高的作家恰好找到自我辩解的口实：什么是好文章？口语化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某作家语）；怎样提高作文水平？把形容词去掉就是好文章（某著名作家语）；何为美文？通俗的文章即美文（某评论家语）；怎样写文章？怎么说就怎么写（某作家语）……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白话文让一些本不会作文的人坐到了权威的位置上，此为二不妥。如果某代人有权改变属于民族整体的语言文化体系，谁能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一天语法规则被取缔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此为三不妥。文言文重简约，白话文重明了，简约与明了本就是文章两要素，缺其一文将不文。文言文句式具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之功效，以它画龙点睛，文章立即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君不妨一试：取消文中的一切文言句式，文章立即变为乏味的豆腐渣。此为四不妥。

    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固然是一个胜利，但这种胜利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公元前280年，古希腊国王皮洛士率兵在赫莱克莱亚与罗马军队作战，虽取胜但伤亡巨大，以至于皮洛士总结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难道白话文的胜利不像这样的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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