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偷偷抹煞神舟前传？[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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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红”卫星，还是长征二号，还是卫星回收技术，都成就于广义“文革”的中后期，构成了后来载人航天的基础环节。

    同样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的航天工业在“文革”中发展，却在改革开放时期遇到了一些曲折。神舟任务的开创者戚发轫先生在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时，曾经提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无奈现实，并且指出“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航天队伍流失很多”。但这不仅仅是航天领域的独特现象。

    我在长江边的某个城市度过了少年时代。那个城市是当年“大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部署有若干军工企业。在我的童年，这些处于半秘密状态的高科技设施颇令我和伙伴们感到骄傲。然而，八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春游经历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全部自豪感。那天，我们看到一些戴眼镜的人在一个公路工地上敲石头、推两轮车，一位老师以颇为同情的口吻告诉我们说：别小看那几个“四眼”，他们是某某军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由于工厂没有生产任务，只好出来砸石头修公路挣工资。

    我们骇然，但又极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我很偶然地在《光明日报》的副刊上看到一篇报道，其中就提到“无业务可干的核工程师砸石头挣钱”，于是不禁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我悄悄地把那张报纸烧了，——因为我不想让到我家来闲聊的朋友们看到它，并因此而动摇对于中国高科技事业的信念。

    那是中国社会普遍相信“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的时代。

    既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既然“五十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争”是历史铁律，不以任何人（包括美国）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马放南山”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于是野战部队顺理成章地放下了枪炮，兴致勃勃地搞起了养殖业、加工业、运输业之类的副业，走上了“自找自吃”的发展之路，参与了当年的海南汽车事件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重要商业活动。在技术密集的的军工单位，由于转型困难，则出现了严重的资金不足、订货不足等问题，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人才流失。

    航天工业正是这样的军工单位。

    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由于国家希望航天领域向商业化方向转轨，因此财政投入相对不足；航天部门虽然通过价格战，在国际卫星发射市场上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但由于利润微薄，无力在研发和生产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致使科研、生产和职工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明显提高。

    据戚发轫先生回忆，在那个“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总是有很多轿车停在研究院的门前——都是来挖人才的。虽然老一辈没有动摇，但年轻人中“最聪明”的研究人员却选择了离去。我觉得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出走倒并不是仅仅由于待遇太低，更重要的或许是科研任务减质减量，致使其聪明才智无法伸展，于是抱憾而去。人员的流失直接重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并且在1990年代初期显现出恶果。

    1990年代的前五年，就在中国航天试图借助40年积蓄之余威，在国际商业发射中大显身手时，中国长征火箭却接连发射失利，使得中国航天多年以来辛苦树立的金牌航天形象遭受严重伤害。根据公开的资料，从1991年到1996年，中国实施的14次发射任务中，有5次遭遇失败，失败率高达36；相比之下，从1970年到1990年的23次发射任务中，仅有2次失败，失败率仅为9。1990年代的火箭发射接连失利，无不指向两大症结：投入不足和人才流失。在这个颇为阴沉的时期，来自航天部门的一篇报道指出：由于投入不足，新产品开发面临严重困难，运载火箭工厂无力购置新的大型和精密设备；由于人才流失导致了技术工人断层，全厂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工人能够加工某个大型部件……

    这无疑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阴暗惨淡的时期。

    导致中国航天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空前低潮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决策失误。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航天战略的基本方向是颇为幼稚的“市场化”路线。这条路线的信奉者认为：只要我们参与市场竞争，就能够通过价格优势和系统可靠性，在开放的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但事实证明，国际商业发射市场根本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而是一个严重政治化的国际角斗场，掺杂了太多的国家利益考虑，并不具备“以质以价取胜”的基础。在中国发射以美国制造为主的国际商业卫星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来自美国国会及军方的种种阻挠，著名的考克斯报告更是声称“中国利用发射美国卫星的机会盗窃美国技术”，为美国政府禁止对中国出口卫星提供了依据。

    不容否认，改革开放使得大量的通用技术和管理理念进入我国，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太空技术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技术层面的成就并不能改变1980年代航天大战略明显失误的状况。

    好在“市场化”、“国际化”的路线并没有长期坚持下去。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逐步收紧了对华出口卫星政策，使中国实际上基本不可能再发射美国卫星，无异于为1980年代以来中国航天的“国际市场路线”签发了死亡通知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第三、四代领导层对于航天发展战略的调整。

    1990年代中期，在“国际化”和“市场化”遭遇严重挫折的同时，中国的航天战略开始出现向毛泽东时代老路回归的迹象，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今日终于修成正果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这一工程的最大特点，就是采取了按照两弹一星的支持模式，即由财政投入全部研发经费，然后在较为封闭的条件下推进研发工作。——其间，航天员参与了由俄罗斯提供的太空培训项目，但这没有改变整个工程“自力更生”的特点。

    这种向“两弹一星”模式的回归，无疑是用实际行动全盘否定了原来过份强调“国际化”、“市场化”的航天战略。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对毛泽东时代政治思维的回归，而是对航天事业发展铁律的再认识。1980年代，被中国航天战略决策者们忽视了的一个事实是：即使在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美国，航天事业也基本上是政府承担的事务，大型项目几乎全是由nasa这样的纯粹政府机构投资并实施的。之所以会是这样，乃是由于航天项目大成本、高风险、低产出的特点。私人企业也有试图参与太空设施研制的事例，其中最著名的也许要算麦道公司“三角快帆”计划，——由于这一航天工程项目的失败，直接导致了该公司财务危机，最终促成它被波音公司收购兼并。

    载人航天计划救了中国的航天事业。特别是随着神舟飞船的接连升空，由于经济发展而囊中充实的中国政府在投入方面也日益慷慨大方，于是使航天部门的科研、生产条件和职工待遇得到了显著改善。由于有了高水准、高密度的科研任务，加上不断有由政府资助的新的发射任务，研究人员感觉到事业心得到了满足，并且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中找到了荣誉感。于是，据说在“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时期离去的科研人员这时也对当年的决策感到了后悔。

    可以说，从五十年代钱学森们开创了中国的航天事业以来，中国航天走过了一条创业发展初成转型挫折再转型大发展的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航天人曾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遗余力地追求奇迹，于是实现了中国航天的起飞；我们也曾经轻率地选择了建立在幼稚市场观之上的国际市场化道路，结果导致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明显挫折；近十年来，由于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高瞻远瞩，重新加大了国家对航天的财政支持，用大手笔促大发展，从而再次创造了奇迹。

    这个奇迹是几代航天人薪火相传，不懈努力的结果。这正如戚发轫所说，“人饿的时候，吃第一个馒头没什么感觉，第二个馒头垫了个底，到第三个馒头就饱了。看上去功劳是第三个馒头的，可没有前两个馒头怎么行？”他进而指出，以钱学森为代表第一代航天人做出了“第一个馒头”，王永志为代表的第二代航天是做出了“第二个馒头”，在这两个“馒头”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做出第三个“馒头”，即载人航天工程。

    《红色太空新长征》和《巡天》试图告诉我们的，其实正是“我们只有第三个馒头，而且这个馒头使我们吃饱了。”

    这种出于自己个人的历史偏好而任意割裂历史史实的做法，反映了一种非常错误而且荒谬的历史观。我想说，中国的四代航天人都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成绩都值得我们铭记；今天我们特别不能忘记的，当数钱学森先生等拓荒者。戚发轫先生是这样回忆那个时代的：

    “工作生活条件很差，心情很好，有一种‘爱国、翻身要自强的动力，满腔热忱为了事业，国家对我们也特别信任、尊重和照顾，聂荣臻在困难时去募捐，给科技人员搞肉；文化大革命时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爱国热情没有受到干扰。我家里被抄过家，母亲被赶出北京，我顾不上那些。当时中国和日本正抢着把卫星送上天，我们有很大压力。我相信党，热爱祖国，始终没有动摇。”

    火箭控制专家梁思礼是梁启超先生之子，据他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钱学森领衔的“航天部五院”各分院的科研办公楼每晚都灯火通明，绝大多数同志自动来加班或学习，当时政委、指导员的主要任务是说服动员大家早点休息。于是当时出现了一个非正式的口号：“生在永定路，死在八宝山。”

    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凭着对国家的爱和信念，靠着卓越的技术天份和过人的发奋精神，在戈壁滩上种下了中国航天的树苗。如今，这棵树苗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我们不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努力，中国的航天事业也许到现在还只是一个树坑。

    忘记老一代科学家的贡献，就是对良知的背叛。

    作者：萧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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